古代文人墨客以诗词歌赋表达对新人最诚挚的祝福，这些诗句如珠玉般璀璨，描绘出一幅幅美轮美奂的新婚画卷。从宋代姚勉的"珠帘绣幕蔼祥烟，合卺嘉盟缔百年"，到唐代卢照邻的"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每句都寄托着对新婚夫妇百年好合、比翼双飞的深深祝愿。如"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象征着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良缘由夙缔，佳偶自天成"，寓意天作之合；"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传递出对永恒爱情的向往。还有诸如"侣得瑶池跨凤群，半天彩谷夜缤纷"，将新人比作仙侣，寄托着美好的憧憬。民国时期，证婚词更是深情而庄重，"嘉礼初成，良缘遂缔"，"此证"二字，简短而有力，象征着婚姻的神圣与承诺。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顾廷烨与明兰的誓词，既体现了对对方的尊重，又展现了对未来的期待。这些诗词证婚词，不仅见证了古代人们对婚姻的重视，更承载了对新人的美好祝福，每字每句都是对幸福生活的热烈歌唱。《诗经·周南·桃夭》：制霸婚礼现场三千年的祝福欢庆此日成佳偶且喜今朝结良缘的意思：庆祝今天成为新婚夫妇，同时祝福今天结成良缘。喜今日嘉礼初成，良缘遂缔。诗咏关雎，雅歌麟趾。瑞叶五世其昌，祥开二南之化。同心同德，宜室宜家。相敬如宾，永谐鱼水之欢。互助精诚，共盟鸳鸯之誓。此证！在这喜庆的日子里，祝贺两位新人喜结良缘。用诗歌来赞美《关雎》、《麟之趾》中所描写的爱情。这婚姻的结合，祥瑞绵泽五代子孙，使其家族昌盛，并开创圣贤似的教化。希望他们日后能够同心同德，夫妻一体，相敬如宾，永远甜蜜，携手共进，共赴鸳鸯一般的婚誓。以此证明。此誓词以麒麟比作人，祝贺新人多子多孙，且子孙品德高尚，如同麒麟，龙凤呈祥的样式，百年好合，缔结良缘。婚书现在叫结婚证，是人们结婚时所订立的文书。中国人的婚书，相传起源于周代的礼仪。结婚要有“三书”，分别是求亲的聘书、过大礼的礼书，而迎娶新娘的迎亲书,，就是婚书的维形。唐朝时的婚书，有了正书、别纸，宋朝分为草帖、定帖，直到清朝又把婚书称作书凤笔。变的是名称，不变的是对婚烟的庄重承诺。民国的婚书，正文除了证词，写有男方、女方的姓名、籍贯、出生时辰，还有结婚典礼的举办地、举办时间，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的名字，证书上盖有印章。民国婚礼礼服的变迁，是新与旧的碰撞，是时尚与传统的对话这首诗，讲的是婚礼现场的祝福。三千来（《诗经》成书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一直都是中国婚庆现场绕不过的“吉利话”。桃花这一意象，也因此产生了诸多含义。遇见心仪的人，或者情场得意，人会说，“走了桃花运”；不如意的，说“桃花有意，流水无情”；有了婚外情，出了绯闻，上了媒体的报道，叫“桃色新闻”。追根溯源，都得讲到这首诗。 敢说这首诗“制霸婚礼现场三千年”，那是有依据的。之前网上流行的民国时期结婚誓词，唯美典雅，庄重大气，让网友们一个个欣羡不已。在此辑录一篇： 这篇证婚词里，还是没有忘记提《桃夭》。下面的一句，“瓜瓞绵绵，尔昌尔炽”，出自《诗经·大雅·绵》的第一句，以一根连绵不断的瓜秧上许多大大小小的瓜为喻，祝颂婚礼的新人子孙昌盛。这首诗以后我们会讲到。 回过头来看《桃夭》这首诗。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会惊奇地发现，这篇民国证婚誓词，基本上遵循的就是《桃夭》的套路。 不信？来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先说桃花开得灿烂无比，然后就说女子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以桃花类比女子的青春年华。 然后看第二节，说“有蕡其实”；蕡（fén），草木结实很多的样子。这里，指的是结的桃子又肥又大的意思。我们现在的婚礼上，宾客祝福新人，往往也是“早生贵子”不离口。 下面，最奇怪的一节来了。前面已经讲过了“开花、结果”，怎么突然又提起了茂盛的叶子(“其叶蓁蓁 zhēn”)？这顺序不是反了吗？古人难道搞错了？ 没错。一点儿都没错。 很多人都看过桃花，吃过桃子，可却对桃树从开花、结果到果实成熟的生长周期不是很了解。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桃树是先开花，后结果，果实长出来的时候，只有稀稀疏疏的几片叶子。等到果实长大，叶子才逐渐变得茂盛浓密起来。 所以说，古人的观察还是很细致的。现代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想要亲近大自然，都不太容易，更别说近距离观察植物的生长了。不明白的人，可能还会觉得这首诗写得有问题。 这首诗的三节，循序渐进，以桃树开花、结果和长叶的自然周期，类比将要出嫁的少女成家、生子和兴旺男方家族，既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又不失庄重典雅，千古传诵，魅力依旧不减。 这首诗，开启了以桃花入诗的先河。“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物是人非、斯人不在的感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禅寺清幽的惊鸿一瞥；“桃花流水鳜鱼肥”，是浪迹江湖、隐山林的惬意。可以说，从这一首开始，中国诗歌中的桃花才有了后来缤纷的意象。 这首诗，还贡献了“家室”这个词。今天，要是谁已经结了婚，就是有“家室”的人。有人解释说，男娶妻，为“有室”；女嫁夫，为“有家”；两人结婚，连称为“家室”。这样解释，也说得通。不管怎么样，“家室”就是成家了。 瑞典有一个著名的家具品牌IKEA，中文翻译成了“宜家”。这个翻译，就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化用的正是《桃夭》中“宜其室家”的这句。音近意合，十分精妙。家具嘛，正好是用来安家的。 前面讲过《葛覃》，提到了“归宁”这个词，是女方在婚后会娘家，报告父母自己在夫家的情况，让父母安心。《桃夭》里，女方的“于归”，讲的是女子出嫁。为什么把出嫁叫成“归”或者“于归”呢？是因为，古人把女子的丈夫之家当成她的家，所以出嫁就是回她原本应有的家中。这跟现在我们还经常提到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其实是一个道理。诗经专题第6篇，总第006篇。 民国是一个璀璨的时代，新旧思想的碰撞， 时尚 与传统在这里交织，“西风东渐”改变了固有的东西，在破与立之中，生活习惯与方式也正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社会 的变革就像微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在人们的生活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文化、思想、服饰、妆容，甚至是传统的婚礼，都接受着一场文明的洗礼。 民国的婚礼也正在中西合璧的趋势下，变得更加开明，婚礼的服装也从传统的凤冠霞帔，演变成旗袍、婚纱等融合了近代 时尚 元素的服装。 清代的婚礼服装大体还是延续了明朝的旧制，基本还是凤冠霞帔的模式，但是也有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融合了满族的一些习俗。 在清末民初之时，女子出嫁的重要头饰，还是凤冠，当然这个凤冠不是指的皇后专有标志，这个是新娘所佩戴的，彰显身份的婚礼必备品。凤冠通体都是耀眼的红色，这也象征了婚礼的吉祥。 凤冠的上半部分缀以红花、流苏、珠串等，显得富丽堂皇，人生的大事，一般的家庭都不会忽略这个大问题，在凤冠的打造上，也会花很多心思，他们会请专门的匠人去制作打理。 凤冠之上会团簇很多红色绒花，周围点饰小珍珠，只有绒花中间会出现大颗粒的珍珠，这也是凤冠的点睛之笔，珍珠的大小也是身份的象征，凤冠除了凤凰为主要装饰外，还有蝴蝶、花朵等等细小的装饰。 有了凤冠，云肩也是不能少的，云肩这种饰品出现得比较早，在隋朝就开始有了它的踪迹，汉代时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到宋朝时，云肩已经被普罗大众所接纳，“ 飞入寻常百姓家 。”明清时，云肩已经成为了一种 时尚 ，上至宫廷贵妇，下至平民女子，都把云肩当做一件常用装饰品。 十字交叉形状是云肩的基础款式，普遍流行，四合四如意云头的形制是云肩的标配，喻义为四平安稳，祥和如意，这是一种美好愿望与服饰的契合。当然服饰也不会全是千篇一律的样子，在十字交叉为主流款式下，形制也有所变化，审美的不同与发展，使云肩又有了 一字形、放射形 两类，这是根据人的审美喜好来定制的。 在婚礼这种人生大事上，云肩的款式更加雍容，采用了大云肩担当婚礼大事，大云肩的对角线长度达到了25米，工艺精湛，有着古典文化的独特优雅，云肩的款式，正好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相契合，“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喻义，使得云肩的款式更加符合传统意义的审美。 清末的传统婚礼服装还是遵循了传统的服饰审美，女性多以宽袍大袖，下着马面裙为主，而男性的婚服还是以长袍马褂，头戴礼帽为主。 到了清朝后期，接近末世之时，婚礼服装就开始从繁复的工艺里解脱出来，由于人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婚礼的服饰也开始有了很多的变化，女性的婚服从宽袍大袖逐渐发展成为窄袖，当然也有少数富贵人家，还是保留着宽袍大袖的传统礼制。 当清代开始慢慢走向衰亡之时，“西风东渐”的思潮开始渐渐的产生，留洋派也从西方国家学习到很多新的事物，在他们决定变革之时，开始从行为、服饰、思想等等做为切口，与传统的文化，产生了碰撞的火花。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下，女性的服装往往并不能展示她的曲线以及柔美。 直到1926年，第一批改良旗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人们惊奇的发现，女性穿上这样的服装，其柔美的特性被展示得淋漓尽致，于是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女性，纷纷穿上经过改良的旗袍走上街头，成为一道时代的亮丽风景。 随后改良旗袍也成为了婚礼的一个“常客”，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 时尚 之都，女性对于摩登装扮的敏感嗅觉，使得旗袍成为了一种惯常的装束，民间的婚礼也渐渐的接受以旗袍为礼服。但是这仅仅是局限于城市的接受，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改良旗袍并没有普及下去，一是因为确实不适合劳动生产，二是接受度也远远没有达到全方面覆盖。 直到1927年，一场“ 文明婚礼” 炸开了传统的坚冰，宋美龄将新式文明婚礼作为范例召告天下，婚纱与新式礼服开始有了雏形。 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服制条例》，此时，旗袍登上了 历史 舞台，此条制让女性礼服的清单里多了旗袍这种款式，打破了清代以来，女性礼服上衣下裙的单一模式，让旗袍在礼服中大放异彩，旗袍也正式成为女性的“国服”。 民国“ 文明婚礼 ”的倡议，使旗袍走进了礼服的殿堂，作为新思想、新文明的产物，它承担着更重要的意义，是一场女性的自我觉醒，更是新思想的深远影响。而男性在“ 文明婚礼 ”的影响下，礼服的选择上，也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他们可以穿上长袍，也可以穿上西装。 当然这是一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在互相的碰撞中，总会产生一些错乱，比如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就足见当时婚礼在新旧之间的摇摆，新郎胡适身穿西装，外套礼服，新娘江冬秀穿黑色绸缎衣服，先由宾客致辞，后由新郎致答谢词，屋里悬挂着贺联，萦绕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 这一场新旧婚礼的上演，也让大家管中窥豹，虽然旗袍已经做为了“国服”，但是在城乡差异性与接受性来说，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农村。 不论是新式婚礼制度，还是礼服的改变，上海、广州、武汉等等通商城市，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成为改革的先驱者，而边远山区或者农村还是坚守着传统的婚姻礼制，宽袍大袖的婚礼服装依然存在。旗袍这种新兴产物不可能被接受，一是不利于生产生活，二是旗袍的高开叉，是不会被传统思想所接纳的。 当然，时代在不断进步，旗袍终究还是在婚礼中大放异彩，在时代的影像里留下它的灼灼其华。 1927年的12月1日，宋美龄女士的大婚现场，就是民国婚纱的开端。 宋美龄女士穿着圣洁的婚纱，手捧康乃馨，笑靥如花，蒋先生穿黑色燕尾服，内着白色衬衫，条纹西裤，银色领带。这场豪华的婚礼，把人们从摇曳不定的新旧碰撞里解脱出来，完美的诠释了新式婚礼的礼服版本。 从服饰、款式、颜色上都打破了原有的红色为天下的局面，圣洁的白色从此登上了婚礼的大雅之堂，从排斥到融合，婚纱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的标志之一。 1935年的2月7日，一场空前绝后的集体婚礼，在上海紧锣密鼓的筹划着，上海市 社会 局在各大公报发表了倡议书，“ 简单、经济、庄严 ”的文明婚礼被提上日程。 同年的4月3日，上海 社会 局出面举办了集体婚礼，当时有60对新人报名参加，最后确定下来57对参加这次集体婚礼。下午第一届新生活集体婚礼隆重开幕，这次婚礼可以说是异常热闹，为了维持现场，出动了大批警察维护秩序。 这次集体婚礼的服装是统一配置，全都是亚美织绸厂为这次婚礼特别制作的，新娘统一的长裙曳地，头戴圣洁的婚纱，胸前是参加活动的章证以及扎花，她们手捧鲜花，个个笑容灿烂，而新郎则是统一的蓝袍黑马褂。 整个婚礼庄严、简单，自上海开启了集体婚礼的先河后，各地也开始纷纷效仿，婚纱也成为新式婚礼的首选礼服。 《申报》也曾登载过新人穿着白色婚纱举行婚礼的新闻，新娘依然是一袭白色婚纱，而新郎还是长袍马褂，这种新旧交替的碰撞，是时代的过渡，是文明的变迁，也是传统与 时尚 的兼容并包，在长袍马褂与白色婚纱的奇妙组合中，一场文明的对话，开启了传递与接受的新局面。 文明婚礼，不但使得婚礼形式更加浪漫，也更加西式化，婚纱的款式也多种多样，有长袖、短袖、无袖等款式，婚纱可以长至脚踝，也可以结合旗袍与婚纱的款式，形成一种新的样式，新娘的白手套也可以量身定做，根据衣袖长度搭配出不同的长短。而男士的礼服多半是黑色燕尾服，一股浓浓的绅士风度，穿越空间，扑面而来。 但是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婚纱的白色是登不得婚礼的大堂的，白色只在丧事中出现，如果出现在婚礼现场，就是一种对婚礼的蔑视，或者是挑战了传统思维。 虽然接受了婚纱的样式，但是颜色上，又让人难以完全融合，《礼记》记载:“ 素服以送终也 ”。就是说，白色是出现在丧事里的，民间的传统习俗是强大的，如果身穿白衣举行婚礼，会被认为是不吉祥的，这种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习俗想改变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很多地方，人们还是不会接受以纯白的婚纱作为礼服，只有特别新潮的人士，才会穿上婚纱完成人生大事。 在民国时，上海、广东、武汉等等地方由于通商口岸的方便，也更加容易吸收到西方的先进思潮，男人或者女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有很多“留洋”人士，他们都是接受新思想的革新派，所以婚纱，西装在他们眼里就是婚礼的标配，这些人接受起来更加的容易。 而内陆以及乡镇地区婚礼的服装变化并不太大，甚至很多地方还是清代的传统，不容易接受白色的婚纱作为婚礼的吉服，在传统观念里，还是认为大红色是为吉祥，也不能接受婚纱的款式，旗袍的高开叉，这与教育以及地域有很大的关系。 东西方在婚礼颜色的冲突上，有些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杨绛先生在《将饮茶》中就提到过这样矛盾，“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怪僻’。” 杨绛先生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女士，她受过西方的教育，在当时应该是有着新兴思想的新女性，所以她穿着白色衣服，白色皮鞋来参加婚礼，对她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当，但是在场的贺客却认为她这样不合乎规矩。 民国是一个神奇的时代，是新旧思想交替，传统与 时尚 相互碰撞的时代，婚纱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通商繁荣之地，作为了当时开明人士的首选礼服，也为后来的婚礼服装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现代 社会 ，全球 科技 共享，思想共存的时代，婚纱更是在现代舞台上大放异彩。 20世纪的30年代，是各种思想大混合的时代，传统的观念与西方的开放，形成对峙的阵营，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也还不能完全接受白色做为婚礼的主角，但是如果又不喜欢艳丽的大红色，怎么办？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粉色旗袍应运而生，在30年代的礼服舞台上它绽放着另类的光彩，传统的大红色已经被认为是守旧的思想，粉色开始坐上了 历史 的马车。 传统的婚礼中大红的颜色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更是一种对于新人的祝福之色，鲜少有淡雅的颜色出现在婚礼之中，而淡粉色的出现，打破了红色的艳俗，白色的寡淡，使得新思想与传统的对话，更加和谐委婉了一些。 30年代的很多上色照片，以及月份牌女郎，都分别出现了以粉色为主的颜色，粉色的旗袍也好，婚纱也罢，都把民国的风情传递给了 历史 ，使得如今的人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一丝浪漫，在岁月里沉淀。 西式婚礼崇尚白色的圣洁，认为只有白色才能表达爱情的唯一，主张穿着白色的衣裙礼服，而在中国的传统意识里，白色是不能登上婚姻的殿堂的，因为白色代表了悲伤与丧葬，认为这是不祥的颜色，甚至在平常的服装当中，都很少见白色的身影，除非有重孝在身。 中国传统的婚礼是重视红色的，红色的礼服，红色的盖头，红色的鞋子，婚礼的主要色调都是以红色为主。 粉色旗袍的出现，把这两种颜色都进行了一次整合，粉色的礼服淡雅清爽，绣花也格外精美，摒弃了大红的耀眼，也没有大红色绣花的张扬，粉色旗袍多以小花为点缀，使得新娘更加清丽可人。 30年代的旧上海，是 时尚 的发源地，那十里洋场的繁华自是不必赘述，像这种代表了时髦与摩登的服装，必然会在这里生根发芽，直到璀璨夺目，零星小花与淡粉色旗袍相得益彰，配上一冠一纱，新人再手捧鲜花，璧人并立，便是当时的时髦标准了。 粉色旗袍上的小花与底色对比强烈，凹显出旗袍的亮丽，同时又不抢掉小花的风采，这种粉色旗袍的好处是清新淡雅，和谐平衡。 当然粉色旗袍也不能一统民国婚礼的江山，**旗袍也在 历史 舞台上绽放了光彩，**在封建王朝存在之时，是老百姓的禁用之色，可是当时光流淌到了民国时，**的禁忌被打开了，“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种明快的颜色，很快受到了时髦女性的热爱，但是**依然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颜色，就像白色一样，“有人欢喜有人忧。” 在婚礼中，头饰是一个重头戏，在古代的意识里，头饰是一种身份、礼仪的象征。 同现代的头饰不同，民国的婚礼头饰，伴随着女性的服装变化而变化，经历着旗袍、婚纱的进步与衰退。民国的婚礼头饰主要有以下几种。 1、花冠披巾 这种花冠与披巾相结合的头饰，出现在20世纪的中后期，直到30年代的初期。 一冠一巾是这种头饰的标准形制，早期的花冠色彩淡雅，下垂白色纱巾，像下凡的神女，传统的味道依然很浓，与新郎的西装革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了后期，时髦人士的头巾就进步了很多，少了繁复的花冠，也没有长及地面的白色纱巾，婚礼旗袍在白色头饰的映衬下若隐若现，显得相得益彰，虽然还是和新郎的西装革履有所差距，可是整个造型已经清爽淡雅了许多。 2、戏装头饰 戏装头饰，顾名思义，是从传统的戏剧中过渡而来的，当然不能全盘模仿。 戏装头饰被运用到婚礼当中，已经减少了很多繁杂的装饰，有的结合到花冠上，有的结合到罩纱上，这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看主人的喜好。 3、西式头纱 做为西式代表的头纱，多以白色为主，而与西式头纱最相得益彰的还是婚纱，和旗袍搭配终究还是有些不伦不类。 多年后，民国的烟尘已经消失在 历史 长河之中，新娘的华服已经褪去颜色，头上的花冠已经沾染尘埃，但是那一抹民国的风情还在风中摇曳，那些照片上身穿婚礼盛装的新人已经不在，可是从他们留下的岁月痕迹中，我们看到了新旧思想的碰撞，传统与 时尚 的对话，民国的礼服，就是一场穿越 历史 的华服盛宴，人们在 历史 的胶片中，寻求蛛丝马迹，窥探那些远去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