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北京的公园里相亲，鄙视链最底层的人有一个是“属羊的女人”，因为她们被认为有损男方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马伯庸曾考证过，认为源于唐宋时期的接人术。在外貌上，“四眼白”(“眼白，瞳孔小，眼睛围成一圈，上、下、左、右都是白的”)被认为是一张不吉利的脸，放荡不羁，“四眼白”，所以被视为“穷光蛋”。但后来有传言说“本来是‘眼如羊恶运的女人’，不知怎么就变成了‘羊恶运的女人’，羊的概念从面相转移到了生肖”(《羊命不好，为什么？》)。

生肖、生辰、面相，原本是中国传统中几种不同的算命方法，依据的原理不同，但在唐宋以后的民间实践中，却往往被泛化，不分青红皂白地复合。“是某个生肖带有那种动物的(面部)特征”真的是很奇怪的逻辑。

其实并不是只有中国有生肖。不同的文化对十二生肖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黄道十二宫原本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创造。公元前5世纪末，巴比伦人在夜晚观察天空时，将黄道十二宫与十二兽所代表的星座联系在一起，每一部分都具有自身野兽赋予的特征，被认为对世界的命运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这个概念传播开来后，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变体——西方的十二星座学说和东方的十二生肖学说。这里的基本区别是，西方用生肖来确定一个人的出生月份。在中国，生肖以传说的方式记录年份，所以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出生的年份决定的。”(《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在流传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文化的环境，十二种兽类有很多局部的变化。如果对比巴比伦、希腊、埃及和中国的生肖动物，只有牛、蛇、羊、狗四种动物是相同的。在埃及猴子被猩猩取代，在印度老虎变成了狮子。中国的生肖在先秦时期就已固定使用，并被韩国和日本完全接受，但在越南出现了变化:猫取代了兔子。像龙这样的动物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人的鳄鱼，柯尔克孜族的鱼，云南哈尼族的竹鸡。虽然日本的生肖和中国的生肖相似，但是生肖猪在中国的形象是家猪，而日本的是野猪。有时候藏人会把生肖鸡改成乌鸦。即使是同一个生肖，不同文化的含义也大不相同:云南普米族崇拜老虎，所以虎是第一生肖，虎年出生的人被视为幸运，不像中国文化有时会忌讳老虎。

所以一种文化中对十二生肖的解读，往往只是持有这种文化的人的主观想象，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会有差异。福州民俗忌讳情侣间龙虎相配，但在上海郊区崇明，认为这两个“大生肖”相配吉祥；福州也避免虎兔搭配，但江南只觉得会有“小争吵”。苗族也有这种习俗，比如猪和蛇不适合结婚，但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这两种动物在日常生活中是不相容的(见苗族中国人的一个历史比较)；而哈尼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把生肖的蛇换成了虱子，不存在虱子和猪相斥的问题。甚至像北京那样歧视属羊的女性，在崇明也只是说“男属羊，出门没饭吃；女羊，在家排爷娘”——虽然有歧视女性，但没说到对结婚对象的不利。

最重要的是，根据十二生肖搭配原则，其实没有绝对不好的十二生肖，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十二生肖是相辅相成的，各有利弊。基于此，问题不在于某一种生肖或者八字人绝对不好，而在于两个人不般配。比如白虎星，作为凶星，常被指为带来灾难的女人。茅盾的《春蚕》里有一句话是这样的“那婊子是白虎星，惹了祸就丢了家”。但在李伯元的小说《清末文明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冯至之母嫁有夫，占一股.....但两人结合对白虎星犯了罪，父母处于劣势，有点惩罚的意思。”也就是说，“冲白虎星”是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造成灾难的是两个人的关系，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人。

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一脉相承，即强调一种“宇宙各种力量不断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在一个宇宙的普遍模型中，这些力量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概念虽然乍一看对不同的力量是开放的，但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宇宙空，并且假设所有力量之间的任何矛盾和冲突最终都会转变为平衡和谐的秩序。说到宇宙，说到宇宙，对于国家、社会、家庭都是一样的: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哮天，人们需要尽力控制和安抚那些“坏”的力量，祈祷和引入那些“好”的力量，小心翼翼地控制整体平衡，这样一切变化都会有利于所属群体的整体福祉。

无论是求神、风水、算命还是看生肖，本质上都是为了消灾祈福趋吉避凶，因为这种命运并不是“预定”的，人们可以通过行善、祈福甚至改名来改变它。

所以中国的算命在终极关怀上与西方的星座理论有很大不同:无论是生肖、星座、相面还是算命，中国的算命也是个人命运，但本质上不是个人性格或自我实现，而是社会关系。所以他特别关注“夫妻宫”、是否结婚等问题，强调这个人对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它的基本关注点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应该做什么(使我的家庭福利最大化)”。

一句话，前者感兴趣的是“认识自己”，后者的核心关注点是“管理风险”。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家族本位命理学”，与西方星座理论中的“个人本位命理学”不同。在欧美，虽然星座运势和塔罗牌也很受欢迎，但它们都强调个人特质和性格(现代16种性格测试也由此衍生)，但在婚姻中并不存在“星座不合”或“仓促”的恐惧。

或许中国算命存在歧视女性的原因也可以得到解答: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儿媳或新生儿等新成员的引入，会改变整个家庭曾经好不容易维持的权力平衡，不得不谨慎对待。如果是冲突的力量，当务之急是尽力避免、排除或挑起灾难。相比之下，女婿不会加入成为新成员，除非他是女婿。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封闭群体思想的防御性反应，特别注意新成员的加入可能带来的不利。比如生肖算命中有所谓的“六红”，认为夫妻年龄相差六年不吉利；也有人认为“真虎”(虎年怀上并出生)的命很苦。如果是母的，“母虎”将来就能控制自己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出生也可能被认为对父母不利。在《封神演义》中，哪吒生得丑，被认为是“犯了一千七百条谋杀罪”。他从小被送到道士那里抚养。在福建，如果出生日期，孩子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最大的，他必须减少他的父亲的资历，所以他叫他的父母叔叔，阿姨(闽南)或哥哥和姐姐(莆田)。本质上，这和根据风水调整家里玄关的布局是一样的原理:重新排列空或者社会关系，调整宇宙力量，使之有利于自己一方。

这种命理哲学关注的是群体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事实上，起初，中国并没有西方的生辰星象。

十二生肖只在先秦时期使用，《史记》、《天官书》记载的占卜主要以战争、成就、混乱为主，242字都是军事大事。因此，蒋在《星占学史》中将中国的星占学命名为“军事星占学”，以区别于西方的星占学。直到五代宋初的“四柱八字”，他才表现出对个人吉凶的关心。不过，即便如此，也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天象，所以严格来说不是占星术。生辰发展到唐宋时期，或许是因为贵族社会的瓦解和社会的进一步大众化，人们想在这种动荡起伏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此之前，中国社会没有从家庭中分离出来的个体，因此在诗歌或信件中从未提及个人生日的庆祝，这意味着人们关注的不是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而是整个家庭的维系。

相比之下，西方城邦社会，从一开始就将占星术与个人性格和命运联系在一起。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相信占星预言。在《历代志》中，他认为根据占星术，“一个人的未来在他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希腊怀疑论哲学家卡涅阿德斯也提出了著名的“双胞胎悖论”:许多同时出生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和命运，而许多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却出生在不同的时间。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出生时的占星术与他或她的命运密切相关。他们重视个体差异，却从不像中国人那样考虑对家庭和亲人的影响。

欧洲基督教化后，教会一度将占星术视为迷信，君士坦丁大帝甚至处决了许多占星家，因为这违背了上帝控制世界秩序、主宰个人自由意志的教义。但星座理论至少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指出了某种规律性，甚至为人的气质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解释，所以才得以延续。偏爱神秘主义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在20世纪初写道，十二生肖是人格的原型，反映了个体所有的潜在人格。近百年来，星座理论突出了这一点，并发展出一种新的认识，即上升的星座掌管着“外在的你”，即外界感知的“你”。太阳星座掌管着“内在的你”——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知道的“你”。虽然这一理论后来被推翻，但重点无疑落在了个人的自我特质和自我实现上。

就这样，原本同属一个起源的生肖和十二生肖，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侧重点。出生日期偏离得更远，因为它不涉及占星术，而是基于《周易》的抽象演绎，而且它始终专注于家庭而不是个人。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如此，西方人的星座被公开谈论，为大家所知，甚至作为一种自我宣示的人格；但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日是要保密的，尤其是未婚女性的八字，要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才能拿出来。《济公传》中，张世芳向叔父王安石询问生辰后，道士得以捉拿叔父魂魄。这意味着，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出生日期涉及一些神秘的力量，应该谨慎对待，而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气质。

在近代中西接触中，西方人明显忽略了(恐怕我不知道)中国人的命理哲学。中国第一美女学生的命运就是一个例子:1873年，她出生在九江的一个贫苦家庭。在此之前，她家有五个女孩。她作为童养媳被送走后，另一位算命先生说她的星座运势不吉利，她被“判了狗”。如果她留着它，她家就永远不会有男性了。于是婆家把她抛弃给传教士，给她取名艾达·卡恩(康副官)。她的养母格特鲁德·豪把她养大，并送她去密歇根大学学医。1896年，梁启超写了一篇《缅怀蒋锡康女士》，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著名学者刘鹗曾写信给梁，说他想娶康为妻。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谋生不易。康艾德终身未嫁，日子过得并不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但个人认为，她自我实现的程度绝对超出了当时普通女性的梦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星座理论这几年的流行，和唐宋“四柱八字”的兴起一样，也是社会大变革的一个标志。如果说上一次唐宋时代的转折点从军事转向了家庭和个人命运，那么这一次则符合年轻人对个性的重视。在我的记忆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民间流行的命理学大多是生肖和八字。1991年，我在邻居家翻出一本从香港带回来的传统竖版命理书，也是第一次看到生肖男女角色的小说理论。一年后，随着日本动漫《圣斗士星矢》在国内电视台的开播，生肖生肖变得耳熟能详，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和贺卡，逐渐成为必备的谈资之一，并通过不断的讲解，与更现代的生活方式相结合。

经过这四分之一世纪星座理论的洗礼，年轻一代对生肖搭配理论普遍陌生。虽然在北京的公园相亲活动中，老人们对属羊的未婚女性仍有歧视，但他们的子女恐怕大多不在意。古语“兔龙眼泪”说兔和龙相配不吉利。然而，如今，有许多组合之间的差异是一岁。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星座歧视”:一些公司在用人时，认为某些星座的人具有某些性格特征，不适合从事某些工作。但这也说明，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与另一个人的长期关系，而是将其转化为对个人性格的强调。星座回应了社会潜在的心理需求。相对于传统的情分相悦、互相牵制的社会关系，可能还会给年轻个体带来一些自由感和解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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