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

今年是阿凤姐在北京做外卖骑手的第三年。在此之前，她从未想过自己会以“骑手”的身份开始人生。

来北京之前，她和老公在老家湖北武汉经营一家汽车美容店，赚钱的速度赶不上赔钱的速度。阿峰姐关了汽车美容店，欠了十几万的债。

2019年，为了还债，逃离创业失败的尴尬，阿凤姐和丈夫决定北漂，找一份钱多的工作。42岁的阿凤姐是金融专业的本科生。她考上了家乡系统的一个岗位，辞职创业。

她说:“我觉得我有学位，我也不算太老。我会试着在网上发布我的简历。我怎么知道是外卖？”

和阿峰姐姐有类似生活境遇的女骑手不在少数。人到中年，面临事业、婚姻、育儿等多重困境。为了走出“乱七八糟”的生活，他们穿上外卖骑手制服，戴上头盔，骑着电动车驰骋在城市街道上。

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里，她们在220多人的工作群体中只经历过几次类似的孤独，经历过在体力、速度等方面被男骑手碾压的挫败感。，并且在面对外界时感到自卑。骑手的工作可能不是最终的归宿。在这个不稳定的职业中，他们试图找到自己的定位，与生活抗争。

女骑手。视觉中国资料图

临时“落脚点”

姐姐阿凤和老公在北京西城区租了一个小单间，一个月1000多块钱。他们15岁的女儿留在老家，由亲戚照顾。

为了谋生和按时偿还每月2000元的债务，阿凤姐姐希望找到一份按时发工资的工作。目前老公没有工作。每天，他都骑着自行车四处寻找投资机会，他想用自己的积蓄在北京做点小生意。但是姐姐阿凤不同意。“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她参加了超市领班职位的面试。对方开出的工资是6500元，不包吃住。她的职责包括订购和运送货物，整理货物，安排日程，以及使用计算机。这些她都能做，却卡在了“年龄要求在38岁以下”的条款里。后来收到超市的面试邀请，她先问对方“有年龄要求吗？”但是大多数超市要求的最高年龄是35岁。

一家房地产公司抛给她橄榄枝，销售岗位，底薪一个月2000，提成另算。她偷偷问了一个在店里干了两年的姑娘，对方告诉她工资稳定在4000元/月，打消了她入职的念头。

接到外卖骑手的电话，她有点意外。告诉她:“努力六七千，努力八九千，努力月薪过万。”只要她会骑电动车，下载一个导航，一个外卖订餐平台APP，就可以随时上岗，这让她感到兴奋。

32岁的刘清是天津的一名外卖骑手。她也被迫谋生。在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之前，刘清和她的丈夫在天津经营一家小餐馆。由于新冠肺炎的爆发，交通量急剧下降。2020年，夫妻俩关了饭馆，丈夫去其他饭馆打工，她回河南信阳老家坐月子。

刘清已经有一个7岁的女儿，但在她的家乡，大多数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家人也希望她再有一个儿子。

生二胎的过程并不顺利。当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有60%的几率发育不良。刘清不敢冒生孩子的风险。“如果孩子真的病了，不是我这样的家庭能承受的。”迫于无奈，她选择在胎儿七个月大的时候堕胎。

刘清在她的家乡休息了一年。2021年5月回到天津后，她经常感到焦虑。“我没赚到钱，孩子也没管。我觉得自己没用。”

平日里，老公在酒店上班。他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回家就躺下睡觉，节假日也不休息。她一个人带女儿，很难找到正式工作。她试着做兼职，但在最忙的吃饭时间，她还要去学校接女儿放学。节假日忙的时候，她还要在家给女儿做饭，帮孩子做作业。

但不管有多难，她都不想把孩子送回老家做留守儿童。“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都出去打工了，我留守了一段时间。我知道这个味道，所以我必须带着我的孩子。

刘清每天早上8点送女儿上学，下午5点半接她去参加第二天晚上的课程。她生活的重心总是在她的孩子身上。去年9月，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有时间打工。

她在外卖平台做众包骑手。“时间是自由的，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像刘清一样，为了照顾孩子而选择成为众包骑手的女性不在少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平和她的团队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采访了30名女性外卖工作者，其中8人出于孩子的需求选择了众包外卖。

2020年10月28日，广西靖西，一名外卖女骑手回家，儿子冲上前亲吻母亲脸颊。徐康平/视觉中国资料图

在孙平看来，大多数女骑手来自农村。在传统家庭中，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外卖员的工作弹性更强，可以兼顾教育和育儿的责任，这反过来也成为部分女性无奈的就业选择。

根据孙平的观察，近两年女性外卖员的数量明显增加。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女性从业者聚集的行业，如外贸出口业、旅游业、教育培训业等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很多从业者面临裁员、降薪，或者停业。他们迫切需要一份入职门槛低，薪资有优势，薪资发放及时的工作。外卖行业成了他们暂时的“落脚点”。

活在“男性体系”里[S2/]

“去性别化”和“弱化劳动”

检查眼睛[/s2/]

A姐爱美。每天早上，当她出门时，她花一个小时打扮。她的粉底液，防晒霜，睫毛膏，眼影，眼线都是一样的，然后穿上干净的速干衣服，一尘不染的椰子鞋出门。在送外卖的路上，每隔两个小时，她都要去公共厕所补充防晒霜，把下眼睑的睫毛膏擦干净，再重新上一遍。

取饭的时候，她不抢不说话，就停在那里等电话。还有人问她:“你在等谁？”“我等命令。”通常对方会后退一小步，上下打量她。“你真干净，不像外卖。”

她和同事聊天，说她一个月花四五百块买化妆品，每个月一瓶防晒霜用光了，晚上回去还要敷面膜。一些女骑手感到惊讶。“你还有时间敷面膜？”有男骑手说她是“浪子泼妇”。

她从不生气，但会纠正对方。“我不是一个浪子家庭。就像男人抽烟一样，每个人追求的生活质量不同。”回想起以前在老家做生意的日子，她爱穿绒面时装鞋配裙子，爱穿有卡通图案的破洞牛仔裤。她一次买了十几支一线品牌的口红，感觉现在生活质量下降了很多。

2020年11月11日，沈阳，一名外卖女骑手。视觉中国资料图

对于外卖骑手这个职业，阿凤姐坦言自己内心缺乏认同，对职业的自卑感是通过亲身经历积累起来的。“这个职业社会地位比较低，不被人尊重。”

她记得有一次去咖啡店喝咖啡，没脱工作服。服务员向她推荐了一杯10元起的咖啡，但店内点餐显示屏上大部分咖啡的价格都高于40元的。这让她觉得被冒犯了。

去看电影的时候，检票员会仔细打量穿着工作服的她。有时候进高档商场或者给高档小区送餐，也可能会被保安要求脱下工作服再进去，或者喊客户下来拿。

她无法理解，“我脱下工作服就不是送货员了？既然社会需要外卖这个角色，为什么别人要对我们另眼相看？”面对这些细微的挫折，她只能自我安慰。“等我姐有钱了，我就一次充一万张卡，在他们面前耍小聪明。”

相比她在外面遇到的尴尬和鄙视，真正让她难过的是丈夫的不理解。

一个下雨天，A姐送外卖的时候摔倒在路上。她回家告诉了丈夫。她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骂她:“你怎么这么笨？”别人不倒，你倒。"

她还记得来北京半年多的时候，从老家带来的一瓶阿玛尼香水用完了，却舍不得再买一瓶。她希望她的丈夫会送她一个瓶子作为生日礼物。但丈夫说:“你是不是想用跑外卖，喷自己这么香来勾引男人？”

最后，阿峰姐自己买了香水，没有买阿玛尼的。

这两次经历就像是A姐心里的一根刺。

在采访中，孙平还指出，这个社会从未停止过对女性的审视。从最早的闺房养女，到现在从事办公室工作，轻工作，体面工作。而女性外卖骑手与我们所期待的或者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表征是相反的，所以她们所面临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网站站长还说阿峰姐:“能不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外卖？”她反驳道:“送货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一定要长相平平，连指甲油都不能涂？这种自由没有了吗？”

“大环境觉得一个外卖不应该把自己搞得这么精致。”按照她所在公司的要求，她穿的是工作服而不是高跟鞋。况且她也不想为了别人的眼光做任何妥协。

她骑车等红绿灯的时候，经常有女人拦住她:“大姐，你跑这个挣钱吗？有什么要求？”阿凤姐觉得，女骑手越来越多的背后，是女性要出来挣钱，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在家照顾老公和孩子。

她每天和上初中的女儿通电话，却从来不告诉孩子她在北京做什么。她希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做一些，等遇到其他机会再慢慢转行。或者攒个启动资金，去海南开个小店，卖水果鲜花。

每次接女儿放学，刘庆辉都刻意隐藏自己骑手的身份，把电动车停在远离学校正门的地方，在外卖箱里准备一件棉背心或外套，穿在工作服外面接女儿。她描述“一到学校门口，(气场)立马变成1.2米，怕被别人看到。”

“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如其他妈妈，被别人看不起。”这是刘清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她记得有一次，因为发错单，她来学校接女儿迟到了。老师想打电话给她督促她，但女儿阻止了老师。“不要叫我妈妈。我妈妈是个送货员。你叫她，她一着急就磕磕碰碰的。”她知道后又好气又好笑:“我每天都把东西藏起来，怕别人知道我是骑手。你怎么跟老师说的？”

女儿没在意，夸她:“你做的这个工作很棒，很辛苦。疫情很多地方都关门了，如果没有外卖，很多东西都收不到。”刘清发现真正感到自卑的人是她自己。

在国内，刘清也是一个“顶梁柱”。她必须挣钱养家，洗衣做饭，接送孩子，甚至在女儿哺乳期也要这样。每次喂奶、换尿布、哄女儿睡觉，她都是一个人。

每当她身心疲惫的时候，就会对孩子的父亲发火。“他在一家餐馆工作，节假日和周末总是很忙。平时孩子也不能接，也不能送。”她期待丈夫参与育儿，而不是把她当成“机器人”或者“钢铁侠”。

刘清喜欢骑手工作的自由，但不打算长期从事这一职业。“因为这份工作不交社保，我现在每个月自己交1100多元的社保。”

她更喜欢找一份可以保险的正式工作，不耽误接送孩子。如果疫情好转，她打算开一家蛋糕店。“我在老家长大，很少吃蛋糕。出来工作后，我只在生日的时候买过蛋糕，一直很喜欢这个东西。”

下午高峰过后，张玲难得有休息的时间。她喜欢对着太阳的方向躺在电动车上，玩一会儿手机，从外卖盒里拿出自己准备的饼干和糖果塞进嘴里，感受生活中的一点点甜蜜。

她说，“再过两年，我就把家里的外债还清，回家陪孩子。”

编辑:黄图片编辑:史佳慧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