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去被外国人收养的一代韩裔幼儿现在纷纷返回韩国
导读：劳拉克隆德（Laura Klunder）新做的纹身从上往下被刺在自己左前臂的内侧里，上面是”K85-160“这组数字，这可以追溯到她的幼年时代。克隆德在9个月大的时候被她的韩国生母遗弃在首尔的一个警察局里。警察又把她送到了“霍尔特儿童收养所

劳拉克隆德（Laura Klunder）新做的纹身从上往下被刺在自己左前臂的内侧里，上面是”K85-160“这组数字，这可以追溯到她的幼年时代。克隆德在9个月大的时候被她的韩国生母遗弃在首尔的一个警察局里。警察又把她送到了“霍尔特儿童收养所（Holt Children’s Services）”，这是当地的一家儿童收养机构，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克隆德配发了K85-160这个编号。当时虽然是刚刚跨入1985年后的第二个星期，但她已经是当月被送到这家收养机构的第160位婴儿，而随后她又成了那一年从韩国送到海外的8800名幼儿中的一员。克隆德成了史上一个国家送出最多本国孩子到国外让人收养中的一份子：在过去的六十年间，至少有20万韩国孩子--几乎与得梅因市的人口相当--被15个以上国家的家庭收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送到了美国。

30岁的克隆德有一股热情的憨劲儿且习惯于自谦。（“我当年是一个戴着眼镜穿着利萨弗兰克体恤衫的胖女孩儿，”她摇着脑袋回忆着中学时代的自己时说到。）但她也流露出了强烈的情绪。她对我说，她把自己的编号刺在身上是为了表达对被收养的不满。“我是一笔交易，我和那些因犯罪被判入狱的人一样，都被编成了一个号码。”

在首尔的劳拉克隆德。她把自己的收养编号刺在了胳膊上。

在威斯康星州长大的克隆德于2011年回到了韩国，我去年二月份的一天晚上在韩国和她及她的三位朋友见了面，他们都是当年被美国人收养的。我们来到了首尔弘大区的一家餐厅里，这个区以画廊，酒吧及廉价餐厅著称。餐厅外，马路上到处是大学生，音乐人，搞艺术的以及玩夜场的人。这里也是约300-500位从小被收养现已返回韩国的人（他们主要来自美国，也有来自法国，丹麦和其他国家的）喜欢来的地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韩语都不灵光，而且对在年幼时离开的这个国家缺乏印象。但他们还是回来了，希望找到和韩国，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及其他被收养者之间的某种联系。

那天晚上，克隆德和她的朋友们点了一桌石锅拌饭（肉类和蔬菜浇盖在米饭上），香辣海鲜豆腐煲（炖豆腐汤）及韩国葱油饼（葱花饼），还叫了啤酒和烧酒。在坐的所有人都是“韩国收养互助”组织（Adoptee Solidarity Korea，也称为ASK）的成员，该组织是2004年由一些倡导政治改革的30多岁的韩国女性被收养人（其中包括一位男性），发起组建的一个读书小组，她们后来开始探讨为什么韩国的单身妈妈会在压力之下遗弃自己的孩子--90%把孩子送人收养的母亲都是未婚的。她们探讨了单身妈妈常常受排斥的这种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中雇主们在招人时一般都会询问女性的婚姻状况；父母们有时会不认独自抚养孩子的女儿；以及只有妈妈的孩子常常在学校受欺负等。她们还质疑为什么政府在帮助母亲们保持家庭完整上提供的帮助少之又少。在该组织成立一年后组织的一次收养问题研讨会上，该组织的成员向人们发传单，上面的部分内容是“ASK坚决反对国际收养。”她们售卖由早期的收养问题活动家木村别-娜塔莉莱莫恩（Kimura Byol-Nathalie Lemoine）设计的体恤衫，上头画着一个哭泣的婴儿，孩子的臀部盖着一个大图章，上面写着“韩国制造”。

过了一段时间后，ASK不再要求终止收养活动。这太极端了，被收养者说，而且“在我们说出‘终止’二字后，人们很难再继续听我们讲的其他内容，”该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詹尼纳（Jenny Na）在介绍ASK历史的资料中写到。但是近年来，该组织的成员--和其他韩国收养问题积极分子一道--发起了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政治运动，他们通过游说立法机构，减少了向海外输送的韩国孩子数量。在此过程中，他们成了一场质疑“国际收养（ international adoption）”这一理念运动的领头羊，这场运动也唤醒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被收养者。

这些领头者中的某些人，包括克隆德和她的朋友吉姆斯托克（ Kim Stoker）（她也参加了那天晚上的聚餐），希望彻底终止把韩国孩子送到国外。“我知道父母们都会千方百计留住孩子，”斯托克说到，她今年41岁，是餐桌上年纪最大的人。“接受多元化家庭是好事，”她说到。但是，她又补充说“我认为收养另一个国家属于不同种族的孩子，且要付出一大笔钱是不正常的。我认为把一个孩子送上飞机，让他远离自己的所有亲人和各种（熟悉的）气味是不正常的。这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现象。”

克隆德和斯托克都认为在短期内，韩国不会终止国际收养。但是结束这种局面是她们的期望。正如克隆德说的，“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这种人灭绝。”

1954年，一对俄勒冈州的夫妇贝莎（Bertha）和哈里霍尔特（ Harry Holt），来到当地的一所大礼堂聆听“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的讲演，这是一个专门帮助朝鲜战争遗留孤儿的基督教救济组织。当时，在结束了和北朝鲜的残酷战争后，韩国正在进行艰难的战后恢复工作。“我们从没见过这样骨瘦嶙峋的胳膊腿，”贝莎写到，她是一名护士和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脸上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这些充满渴望表情的小脸蛋，正在期盼有人来抚养他们。”联邦法律禁止一个家庭收养两个以上的外国孩子。但是，1955年，两位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员提出了《救济朝鲜战争孤儿法案》（Bill for Relief of Certain Korean War Orphans），国会特别批准霍尔特夫妇可以领养四个男孩和四个女孩。有关既是农民又是伐木工人的哈利霍尔特带回八个孩子的报道，出现在全美各地的报纸上，很快，那些想当父母的人写给霍尔特夫妇的信件便像洪水般涌来，说他们也想收养战争孤儿。不到一年，霍尔特夫妇就在美国创建了“霍尔特收养项目（the Holt Adoption Program）”（随后又在韩国设立了霍尔特办事处），这是第一家且现在依然是最大的一家国际收养机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能被收养的孩子都是混血儿--像人们叫他们的那样，是“大街上的灰尘”--他们的爸爸是美国和联合国军的大兵。他们中有些人被送到了孤儿院，失踪或被遗弃了；在战后的动荡年代，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还活着。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母亲之所以遗弃了她们的混血孩子，是因为她们害怕家人受到社会的排斥。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离婚和青少年怀孕率开始上升。处于劳动阶层的贫困单身母亲带着孩子度日艰难，只享受到些微甚至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救济。那时被送去收养的孩子大多都是纯韩国人。与此同时，七十年代美国可供收养的婴儿数量开始下降，这是因为控制生育的办法触手可及，堕胎合法化及社会对单身母亲更加宽容。

这时，韩国通过了《特殊收养法案》（Special Adoption Law），这为收养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批准了四家机构负责办理收养事宜。但是，自新法颁布伊始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收养的材料时常会出现造假--一位奶奶或姑妈在未得到母亲（她正在上班或在找工作）首肯的情况下，可能会擅自遗弃一个婴儿，因为她们认为这样对母亲和孩子都有好处。收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不核实相关情况--孩子的健康状况或年龄等，或者母亲是否真的同意送养孩子等--以提高办事效率。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副教授及《被收养的族群：跨国的韩裔被收养人及其政治归属感》（Adopted Territory: Transnational Korean Adoptees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一书的作者艾莉娜吉姆（ Eleana Kim）指出，虽然大多数女性没有直接收钱，但收养机构为那些未婚怀孕妇女安置了住处，并支付了相关医疗费用以期这些女性将来会同意把她们的孩子送往海外。收养机构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对这些妈妈说，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太自私了，而孩子可以在美国父母双全且又富裕的家庭环境中茁壮成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收养变成了一项可观的生意，给韩国的收养机构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收入。政府也从中得到了好处，韩国每送出一个，国家就可以少抚养一个孩子。

到了1985年，也就是克隆德来到美国的那一年，由于其高效的体制且能源源不断输送健康幼儿，韩国赢得了收养规划领域翘楚的名声。被收养孩子的数量达到了让人不安的水平，平均每天有24个孩子被送出韩国。由于当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一持续增长的数字就越发让人感到震惊。那一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第20位，仅次于瑞士，而且在以后十年中继续保持着增长势头。美国广播公司1988年对汉城奥运会进行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刚实现了民主体制的国家，那里高楼林立，新建的高速公路蜿蜒绵长，布莱恩特冈贝尔（Bryant Gumbel）发现，韩国对“输出”婴儿的事情更愿意三缄其口。北朝鲜也对其邻国宽松的收养政策大肆抨击。

身处窘境之中的韩国政府承诺，将减少国际收养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向那些认养了孩子的韩国家庭提供补贴和额外的医保福利。但是政府却在帮助那些自己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开始从世界各地收养孩子。虽然1990年只有7000名儿童被美国人收养，但是到了2004年--国际收养的高峰时期--这一数字达到了23000名，被收养的孩子分别来自中国，俄罗斯，危地马拉，韩国，乌克兰，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及其他几十个国家。

我自己也是养父母大军中的一员。经过几次流产后，我先生和我收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在美国本土收养的，另一个来自国外。我们最初选择在美国收养孩子，是因为我们渴望领养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并希望公开合法收养，这种方式可以让孩子和他们的血亲保持联系。（研究表明，合法领养--这种形式在美国要远远多于国际认养--对被收养孩子和他们生身父母的心理健康更为有利。）2003年，我们的大女儿（她是日非混血）在我们生活的加州出生。

但是，几年后当我们要再认养一个孩子时，我先生和我都已四十开外，因此我们担心在美国国内认养的过程要花几年时间。所以我们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危地马拉，那里的领养过程往往比较简单快捷，而且大部分（可供认养的）孩子都生活在寄养家庭里，他们受到的一对一照顾要比孤儿院里的孩子多。与中国及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在危地马拉，收养孩子的家庭在办理收养手续的过程中还可以和孩子的生身父母见面，并在以后可以通过寄照片，写信和探望一直保持联系。

在国外长大现在重返故国

我开始物色操守最好的收养机构。我多次听说--主要通过收养机构和其他父母--有一系列安全措施（母亲和孩子的DNA检测；社工和孩子的生身母亲面谈等）可以保护收养孩子的家庭和孩子出生的家庭。但是我一来到危地马拉市的威斯汀酒店最后完成收养我们女儿的手续时，我便感到有些反胃。似乎到处都是律师和收养机构的代表，正在把贫困母亲生下的棕色皮肤的婴儿交到有钱的白人父母手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再也不会光临危地马拉，也不会鼓励他们收养的孩子和他们的祖国及生身父母保持联系。我先生和我非常不愿意做“这样的父母”。在办完收养手续后，我们没有马上离开这个国家，而是开车把我们的女儿带到了临近的一座城市，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一天晚上，在一个餐厅里，一位穿着考究，五、六十岁的危地马拉男子在从我和女儿身边经过时嘴里嘟囔道：”又有一个孩子要被从我们国家带走了。“

他可能是在抱怨收养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后来的情况越来越表明，危地马拉的收养体制和埃塞俄比亚，越南，哥伦比亚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一样，充斥着非法收受回扣，强迫母亲送走孩子，甚至公然偷拐婴儿的情况。（危地马拉七年前已经终止收养计划）。或许他想到了那些孩子的生母，她们往往都是本国受到歧视的女性，无法向人咨询，也没有法定的产后允许她们改主意的等待期。他或许在想象，如果把每个收养家庭向领养机构交付的数千美元用来帮助那些孩子留在危地马拉情况又会怎样。于是便出现了吉姆斯托克就此提出的问题：被收养的孩子应不应该由不同种族的人抚养？

”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歧视，“在首尔的一个晚上斯托克这样对我说。”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社会中的白人家长--在孩子跨出家门后，你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你提供了所有需要的经济条件，但是到处还存在着白人不会遇到过的其他问题。“

我先生和我都属于一般人以为比较聪慧，且受过较多如何抚养收养儿教育的一代人。我们做了一些”该做的事“：带着我们的孩子重返危地马拉和日本（我大女儿的生母在那里生活）。我们拥护合法收养（有诸多好处），所以我们的女儿可以查阅自己的历史资料并和她们的亲人取得联系。我们两个女儿交的朋友及她们上的学校截然不同。我先生和我尽量不回避谈论收养和人种有多复杂这类话题。

但是，我们的女儿从外形上能看出她们和我及我先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们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种族歧视，而这些都是我和我先生不曾遇到过的。我们的孩子过得很快乐，对我们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但是，虽然大家主要谈论的是收养有什么好处，可每桩收养也都给孩子和他们的生身父母带来了伤害。这种伤害我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也永远无法彻底弥补。

或许这就是那个危地马拉男人在看到我和我女儿时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可以给女儿爱和充裕的生活。但她依然是另外一个孩子，自始至终都不是自己的选择，离开了自己的生身父母，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文化。

在劳拉克隆德幼年离开韩国前，她被寄养在一户人家里，在那里她拉着大人的手蹒跚学步。她能叫“omma”（妈咪）并能听懂其他一些韩语。随后，在她过完自己一岁生日的九天后，即1985年4月27日，她便在霍尔特办事处提供的一位陪护的陪同下，登上了一架大韩航空公司的客机，飞越了6500英里来到了芝加哥奥黑尔机场。

郑敬娥（Jane Jeong Trenka）和卢克麦奎因（Luke McQueen），他们都是被美国的养父母抚养大的，现在和自己的女儿生活在韩国的忠北省。

在威斯康星州的富兰克林地区，这里是以白人为主的密尔沃基市的郊区，克隆德在这里上了一所路德教会办的学校，她被学校里的一个男孩奚落了好几年：“为什么你的皮肤那么脏？”“你看上去像一个黑色的芭比娃娃。”“你是不是摔倒在泥坑里了？”她的养父母对她呵护有加，克隆德说，“他们爱我的方式远远超过了他们做得不够之处。”但他们并不知道种族在他们女儿的生活中有多重要。“我父母告诉我他们看不出肤色有什么不同，”克隆德说。“他们无法触及这一问题。”

在我最近和她的母亲聊天时，她说：“我能看出某些事让劳拉心烦意乱。但是，我说，‘你不能让这些事这么困扰你；世界上还有和你情况一样的人。’”当谈到收养问题时，克隆德的养母告诉她，她的生母非常爱她，但是上帝却对她另有安排。在青春期时，愤满于父母不理解自己的感受和遭遇，克隆德多次向他们发脾气。他们也很生气。在她上高中时，克隆德对我说，她的父亲会说：“我没有签那份东西，把她送回去吧。”（他自己说，他记得只说过一次类似的话。）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认养领域的专家已经从教导父母们去“同化”他们的养子女，转变成鼓励他们和孩子公开谈论认养问题，承认种族差异，学习孩子祖国的文化。一些父母报名参加了去韩国的“故国游”，或把孩子送去参加韩国夏季“文化营”活动，在这些地方，孩子们聚集在明尼苏达或加州的丛林里学习韩语字母，随着韩国流行音乐翩翩起舞并学习跆拳道。

克隆德一家偶尔会和其他收养了韩国孩子的朋友一起聚餐，他们还参加了一次在芝加哥附近每年举办一次的韩国被收养人野餐活动。克隆德对这种活动的感受喜忧参半。那里的佳肴可口怡人，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韩国女子美丽动人，但她却不认同自己是韩国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我的文化，但我却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穿那种传统服装和梳那样紧紧的圆发髻。”而且虽然她从小就认识另一个被收养的韩国孩子，到了克隆德青春期时--那时候大多数孩子都设法避免的与别人不一样是一种耻辱--“我不想和收养儿有任何牵连。”

在2009年由“唐纳森收养问题研究所（ the Donaldson Adoption Institute）”对成年被收养人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在170名由两位白人养父母养大的韩国被调查对象中，超过了75%的人都称他们自认为是白人，或小时候曾希望做白人。大多数人还说他们都遭遇过种族歧视，包括来自老师的歧视。只有一小部分人说他们受到了同胞的欢迎。这份报告建议父母们应该不仅仅是支持多元文化或报名参加文化营活动。被收养者应该对被收养和种族有“切身”体验：到出生国旅行，到种族多元化的学校上学。克隆德说，这些都可能有所助益，但是只有在她的父母愿意坦诚面对种族偏见时才可能实现。“你需要有这样的父母，他们可以和你讲白人的优越感，他们可以说：‘你可能会遇到这种事。我很抱歉。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上大学期间，克隆德找到了一群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加入了“多元文化学术联盟”。在取得社会工作学的硕士学位后，她在明尼苏达州的麦克莱斯特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向少数族裔和女性团体提供咨询服务，并代表学校处理性侵问题。纠缠在那些问题中只能让克隆德和父母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我知道我是他们生活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因此他们很容易就把我的意见看成是‘乱发脾气’而不加理睬。”她说，自己曾经“感觉非常无助来改变我所在的收养家庭状况。”

八年前，她不再和他们说话，虽然她说自己希望某一天这种情况会改变。她那思念自己女儿的妈妈说：“我对我们错待她的地方感到抱歉。但我们不了解她的感受。我无法让她和我谈任何重要的问题，或让她向我敞开心扉。”

2010年夏天，在克隆德26岁时，她来到了首尔，和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名被收养的韩国人参加每年一度的“大团圆”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其中一些以前从没交过被收养的韩国朋友--这是一次让人难忘的经历。他们吃在一起，喝在一起，有些人还在深夜结伴一起回到酒店的房间。他们简单介绍了各自在美国的生活，讲陌生人夸他们英语说得好，以及碰到一些以为亚裔女子在床上什么都能干的男人等。

克隆德逛了一家又一家酒吧。她因为太过紧张而无法在“落雷榜（nori bong）”（韩语卡拉OK的意思）里唱歌，也不敢和其他被收养者一起在“jjimjilbangs（韩语桑拿浴）“里赤身裸体。她于是找了几个女性聊天到深夜。白天时，大会各分组对从寻找生身父母到单身妈妈的孤独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后来，克隆德听了斯托克做的关于把学习韩语作为”融入“韩国途径的演讲。在犹他州长大的斯托克，已经在韩国生活了15年，她像母亲一样在他们来后的头一个月里无微不至照顾了二十多个呆在首尔的被收养者。她说，生活在这里是她一生中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她对我说：”我们对以前发生的事无法选择，“她是指被收养者被送出韩国。”所以现在又回来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她说到。”我真的感觉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在斯托克的演讲快结束时，克隆德感到，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请回来的。“在那个星期离开韩国前，她决定要搬回来生活。

在从韩国回来后生活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几年里，克隆德一直对搬到一个没有朋友，没有工作，言语不通的国家感到担忧。但她还是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并和自己深爱的男朋友（据她介绍说，那是”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白人“）道了别。她用一个大行李箱装衣服，两个手提箱放鞋、手提包和书，包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贝尔·胡克斯（ Bell Hooks）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韩国人写的被收养的回忆录等。然后她便买了张单程机票飞回了自己出生的国家。

在克隆德2011年重返韩国时，首尔已经聚集了数以百计回国的被收养者。韩国规模最大且历史最悠久的被收养人组织--”全球海外被收养人联盟（The Global Overseas Adoptees’ Link）“让被收养人在韩国落户变得更容易--帮助他们找语言学习班及翻译机构并组织各种活动。最重要的是， GOA’L--该联盟众所周知的简称，成功说服了政府向被收养人签发F-4签证，这种签证允许他们无限期在韩国生活和工作。现在，被收养人还可以申请双重国籍。

像很多比她先回来的人一样，克隆德刚来韩国的头几天住在了”KoRoot“。这是首尔一家只向被收养人提供服务的宾馆，那里有廉价的住房和公共食堂，这家宾馆是由金度贤（Kim Do-hyun）和他的妻子孔俊爱（Kong Jungae）管理经营的。在这所两层高的砖石结构建筑里，金不仅鼓励刚来的人不光要了解首尔，还应该想想更重要的和他们被收养有关的政治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瑞士当牧师的金，在一名被收养者留下一张上面写着“我要去见我的生母了”的便条就自杀后，便开始和被收养者一起开展工作。后来，作为一名神学专业的研究生，金写的硕士论文是研究生母课题的。

2008年，金和他的“KoRoot"员工与”韩国被收养人群体真相及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for the Adoption Community of Korea）”组织及其创始人之一郑敬娥一起，努力推动韩国修改收养法以减少海外收养。金和郑敬娥（她是在明尼苏达州的农村长大的，为了和她的生身父母挨得近些，她于2004年回到韩国，用了三年时间奔波于公益律师，政府官员，不是被收养者的社会活动分子及一位议员--崔英姬（她承诺在议会提出这项修正案）之间。“韩国收养互助组织”（ASK)和其他两个团体，“蒲公英”（这是一个由那些把自己的孩子送人收养的亲生父母组织的团体）和“库母发”（Kumfa，一个单身母亲组织）也都参与到推进通过这项修正案的活动中来。他们向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反复修改修正案中的文字，而且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们在一所政府办公大楼里安置了一件由上面写着被收养人名字的六万件用墙纸做成的标签组成的艺术品。

2012年8月，他们成功推动颁布了一项收养法的修正案，对收养活动加以限制，这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现在，女性在把孩子送去收养前必须先接受咨询，并要等待七天。所有的收养都要经过法院进行登记，这让那些常常无法和自己亲生父母（只有很少一部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被收养人能如愿以偿）联系的被收养人有了一个寻亲的途径。

反对该修正案的人则称，该法案给那些自愿要把孩子送人收养的女性制造了很多障碍，使收养过程变得大费周折。自该修正案颁布后，弃婴的数量增加了--但这二者间是否有直接联系尚不明确。他们还指出，正如韩国人说的那样，一般的韩国人不喜欢“收养别人家的孩子，”因此找到一个认养家庭会非常困难。（一些愿意收养孩子的韩国家庭会对收养的事守口如瓶。）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收养的人对在全世界限制收养的做法表示质疑，特别是那些极度贫困的国家，那里节育和流产都是禁忌的话题，而且政府根本不愿意对孩子施以援手，包括那些在孤儿院里艰难度日的孩子。

不管怎样，该修正案似乎在韩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已出现下降趋势的国际认养--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一直徘徊在每年1000人左右的国际收养--在2013年下降到了263人。促成该修正案颁布的人士把该法案看成是承认了他们的意见很重要。现年42岁已经当上了妈妈的郑敬娥说：“该修正案吸收了那些真正受到影响的人--被收养者，未婚妈妈们的意见，”她和自己的生活伴侣，来自科罗拉多州现年43岁的韩国被收养者卢克麦奎因已经有了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儿。“而且这证明了韩国被收养人可以受到重视并带来变革。”

对于郑敬娥和其他韩国活动人士来说，他们的努力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韩国国界。2010年海地发生地震后，郑敬娥公开警告对海地幼儿的认养很容易造成同样的问题--假的文件资料；父母依然健在的孩子被假冒成孤儿--这种情况在朝鲜战争后出现过。吉姆斯托克联合了世界各地的被收养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反对美国政府提出的为收养海地孩子提供“捷径”。

特别是最近，郑敬娥同来自越南，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的被收养人一起，去年在美国国会表决前，谴责一项旨在简化国际收养程序的议案。他们指出没有向被收养人征求对该议案的意见，并强调--同“霍尔特国际儿童服务”机构一道，该机构公开反对该议案--该议案会消除对收养的保护，并分散用于资助孩子的外国对国际（收养）项目援助的资金。

郑敬娥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活动人士见了面，包括从中国被收养的詹娜库克（Jenna Cook）。去年，她到韩国参加一个会议并和郑敬娥探讨了被收养人的权益问题。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库克，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被收养的孩子中的一员，他们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被收养者群体。她和其他被收养人希望中国政府能像韩国那样，给他们签发F-4签证，使他们能长期在中国逗留。库克说：“承认我们是离散到国外的人非常重要。”“我们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欧美中产阶层人士返回中国，我们有精明的头脑和经济实力。”

最近国内外疫情相当严重，尤其是国外。有很多人想回国。对于那些想要返回阿富汗的乘客，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官员宣布了回国的最新要求以及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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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要求

直飞航班

不经第三地中转直接乘坐商业航班来华的人员，必须在登机前48小时在我馆指定或认可的检测机构完成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并在两项检测阴性证明的基础上，向我馆申请绿色健康码或带有“HS”标识的健康状况声明。目前我馆认可的检测机构有：

1城市医疗中心(CMC，位于喀布尔第四区的Kart-e-Parwan广场，电话：93780606060/93786686864，电子邮件地址：citymedicalcomplexfinance@gmailcom。

2ZainNabiNosher医学实验室(ZnN，位于喀布尔大街3号和4号之间的MainKololaPoshta路中央电子市场，电话：9377771955/9377771956，电子邮件地址：zaindxb2015@gmailcom。

从第三国过境

从阿富汗出发，经第三国飞往中国的人员，须在阿富汗进行第一次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在过境国(中国直飞航班起飞的国家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并分别向驻阿富汗使馆和过境国(中国直飞航班起飞的国家使领馆申请带有“HS”标识的绿色健康代码或健康状况声明。

首次检测在阿富汗进行，登机前48小时在我馆指定或认可的检测机构完成采样检测，并取得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

第二次检测在过境国(直飞中国航班的出发国进行，在过境登机前48小时内完成采样检测，取得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

中国公民申领带“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

中国公民在获得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后，应立即申报个人情况，并拍照通过国际版防疫健康码小程序上传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经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审核批准后，即可获得带有“HS”标志的绿色健康码。直飞中国的航空公司将根据航班起飞国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签发的带有“HS”标志的绿色健康代码检查和放行乘客。请在健康码有效期内乘坐航班，乘坐航班时配合航空公司检查。

外国公民健康状况声明

外国公民在获得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后，将有效护照资料页扫描件、阴性检测证明和申请人签署的健康申明发送至当地驻华使领馆指定的电子邮箱(中国驻：consulard@163com大使馆电子邮箱，过境请参考中国使领馆网站。中国使领馆审核通过后，将健康声明的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返回给申请人，由申请人自行打印并随身携带。直飞中国的航空公司将根据航班起飞地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出具的健康声明检查并放行乘客。请在健康申明有效期内乘坐航班，乘坐航班时配合航空公司检查。

特别提醒

(1请仔细阅读本通知并遵照执行。如果您不能按要求获得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明，并且您不能在服用th

(2请谨慎选择前往中国的中转路线。提前认真了解拟转运国家的入境规定，以及转运地核酸和血清IgM抗体检测的相关要求，避免出现转运地无法入境或检测，卫生编码或健康状况申报不符合要求，导致在转运地受阻或滞留的后果，增加疫情感染风险。

(3带有“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和健康状态声明的有效期从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的抽样日期开始计算，而非证书签发日期。

对于韦太后在金国的十五年里遭遇了什么，这个可以说没有人知道的，只知道韦太后在金国的日子可以说非常的不好过，据记载韦太后曾被金太宗下令送去了洗衣院，要知道这些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劳累的，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很难承受得住，何况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了，所以这段时间韦太后的日子可谓是非常的艰难，而且后来当时被俘获的赵宋皇室女子，当时还被进行“肉坦”，那就是裸露上身，向金人谢罪，可以说这对于赵宋来说就是奇耻大辱，所以靖康之变也是被称为“靖康之耻”。

对于了解宋朝历史的都知道，北宋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耻辱，因为一个皇室的统治者被外族打得是不敢抵挡，甚至连国家的统治者都被俘获了，而且还是两个，当时金国进攻北宋的首都开封，宋徽宗宋钦宗皆被俘获，而且还有当时赵宋的一大堆公主嫔妃，可以说一个国家最尊贵的家族被俘获了，在当时堪称是一大耻辱，而且在被抓回金国后，面临的耻辱可以说是更大了。

我们都知道一般女性被俘获的下场都是很凄惨的，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往往打胜仗，俘获了敌军的女眷，一般都是送到类似妓院的地方，可见下场是非常凄凉的，而赵宋的女眷其实也差不多，在当时还被要求裸露上身，向金人下跪谢罪，所以也恰恰是这样所以使得这场事变被称之为“靖康之耻”，而且据民间说法，韦太后在被俘获期间曾嫁给金人，甚至还生下来了孩子，但是具体是否属实就不得而知了，后来经过两国协商后韦太后一行人被送回国，回国后的韦太后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对金人不仅没有任何的记恨，反而是还很怀念，甚至是金国有使者到宋朝的时候，还对其大加的赏赐，可以说也恰恰是这样使得当时的宋人感到非常的羞耻。

靖康之耻可以说是宋朝最大的耻辱，还有就是韦太后回国后的这种举动，可以说让人不禁猜猜，或许她在金国曾经真的嫁给了金人，甚至还为金人生过孩子，所以对这段时间才会多加的怀念，甚至才会对金人使者对加赏赐，但是具体如何我想也唯有韦太后这个当事人才能知晓了。

2001年，由于9/11事件，美国以打击藏身阿富汗的本·拉登为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当时美国在阿富汗驻军，但塔利班并没有消失。美军与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之间的冲突持续了近20年，但塔利班无法完全消除。目前，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普什图人占阿富汗人口的大多数，并得到一些部落和底层民众的支持，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然而，塔利班统治结束后，阿富汗于2001年成立了伊斯兰国过渡政府，并于2004年选举卡尔扎伊为第一位民选总统，但国内安全仍在美军的控制之下。目前，阿富汗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冲突时有发生，但社会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阿富汗妇女地位得到提高，许多女孩获得了教育，体育运动也得到了发展，没有任何限制。在阿富汗女子足球运动员训练的画面中，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在塔利班统治期间，女孩必须在家。2019年初，美国和塔利班开始和平谈判进程，特朗普希望将解除武装进行到底。2010年前后，美军最高兵力一度达到10万人。

目前，美军只有14万人。然而，裁军将继续下去，和平谈判不会停止。16岁的女钢琴家阿塔耶担心塔利班卷土重来。”我担心他们会回来，所以我不能继续我的音乐梦想。在阿富汗，女孩弹钢琴不容易。如果和平如约而至，每个女孩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就太好了。”22岁的海达里在一家书店工作，他说他对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和谈并不乐观。在上一届塔利班政府中，妇女被要求呆在家里而不是外出，她们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音乐和体育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许多残酷的惩罚被保留下来。

25岁的艺术家扎哈克说：“和平是有希望的。对我们来说，这件事并不遥远。但塔利班要想实现和平，就必须放弃很多，改变策略。在过去的17年里，我们不应否认这个国家的成就。人们不愿意回到以前的生活。”

2017年的时候，房贷+车贷+孩子教育的生活成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一个电话找上我：我们有海外工作机会，有没有兴趣看看？

我也想平平淡淡的，有一个家，有一个她，此生吃穿不愁，足矣！

可惜没有经济的支撑，也不是出生在富裕家庭，拿什么去给爱的人未来，没有稳定的收入，拿什么保证她和家人的幸福，已经不是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年龄，什么都需要承担了。

（ 公司三楼的游泳池 ）

我的一生是普通的，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如果不拼搏不闯，也就是平淡过一生了

从最初的打工，进厂，到后来的打工，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在打工，六年多的点点滴滴，六年多的辛酸苦辣不足为外人道。有时候，也可能脆弱到一句话就让人泪流满面。有时候，也可能咬咬牙坚持着走了很远很远。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过年是自己一人孤身在外也不记得有多少次过年是在家乡与亲朋好友共度佳节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两件事情

一是我在深圳的街头拎着行李箱 迷茫了三天 ，身无分文二是她走的时候，特别迷茫，也很无助。第一次，我下定决心，从今往后再也不要委屈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再也不会顾虑太多

真的，rmb不是省出来的，你只有知道自己要消费多少才会知道要多努力赚，我看清了这几年围绕在身边的人。只有在经历大起大落之后你才会知道，谁会在你落难的时候拉你一把，谁会在你举目无亲的时候陪在你的身边。当时我想了很久，也 颓废 了很久，我不怪谁，要怪就怪自己遇人不淑。

（ 我现在的工作宿舍，条件真的比国内好多了，自己可以看得出来 ）

我这个人比较随遇而安的那种，来了这边之后，和招我来的HR玩的也比较好，这就让我足够满意了，我在这也是选择做一个HR。我发这些帖子的目的也是为了工作，也许你们会是我一个业绩，也许你只是想了解，都无所谓，聊聊天也好，HR的工作也挺无聊，只是我不想看到那种自视甚高，要求这要求那的没有谁比谁高人一等，来到这里大家都是同一个起跑， 辞家三千里，不诉离别意，多少游子未归家 。

大家也都清楚，似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如果不出意外，一般也就是有个自己的工作，有个自己的家庭， 一辈子勤勤恳恳，无需波澜壮阔 ，只有平淡是真，很多人可以说压根就没想过要跑来这边， 人离家乡贱，难抵思乡愁 。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人前也许高谈阔论，夜深人静时，待在无人的角落，燃着刺鼻的烟草，双唇紧闭，找不到一个可以知心的人，耳边传来的声响，只有缓慢的呼吸和自己与内心的对话。眼眸中隐藏的是思念，模糊的是泪光，黑暗中看不清的，是自己的脸。

(这个就是我工作的大楼了和里面的环境了，在这边这样的建筑就是高大上了，没有喧嚣的繁华，)

其实不想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喜欢藏着，喜欢把欢喜且逗比的一面放出来展示，独处的时候才会是真实而孤独的自己。

我是一个HR我在柬埔寨工作快两年了，晴空万里有想出国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了解一下多个选择也不错的，人都有挫折的时候。

（六一休假去海边散散心拍的，这边海的气息是真的让人心情开朗多了）

柬埔寨这个国家吧比较落后，所以那种 娱乐 场所少的可怜，没有喧哗的大都市，他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可能是近年来中柬的关系相处的越来越好了，来到这边工作的华人真的受当地人的欢迎，他们也很好客。

所以，嗯，好像回答的有点跑题了。为了一万多月薪出海外，值不值得？单纯为了钱，真心不值得。但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不得已出国，为了这段人生的阅历，走走看看，你会积攒一路宝贵的回忆。人的青春只有这么几年所以做事有事情只要是自己愿意的都可以去尝试。

我会去，而且十年前我也出国打工过4年。

年薪30万以上，半年回国一次，俗称2张机票，包吃住，条件相当可以了。只是这个条件要排除二点，一个是灰色职业，一个是去战乱国家。

前2年我在晋江一家非标设备公司工作，因为那行业特性，所有有经验的调试员电气工程师，都有过短期出国工作经历。我们聚在一起常常聊各自在海外见闻和报酬。从日薪看，越是战乱国家越高。南苏丹、阿富汗最高，日薪300美金，只是基本不敢出公司大门。去阿富汗的朋友说，在那去超市买点东西必须四个持枪保镖陪同，吃饭是个窗口递进来的，因为教义限制女性不见非信教男宾。老板邀他留下来每周发薪2000美金帮他打回国内，另100付现金，可怕吗？连老板都不敢保证七天后大家都平安。在这种情形下他坚持了7个月回来了，说再做下去会疯的。而去南苏丹的好一点，也是尽量不出门。来去路上须3部车接送才敢走，设备调试完就赶紧回来了。

再说说我的经历。我是09年去的柬埔寨金边，那时候我已44岁，特殊的离职让我在国内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台湾朋友邀请后就一无反顾的去了。去的是女鞋鞋厂，从生管做起，工资才800美金，包吃住，每月另有80美金生活费，3张机票。坦率说，抛开收入不高因素，个人生活品质那时段最高。早7午4，一周六天，但柬埔寨假日特多，我作生管排产必须对照日历表，三天二头国假。公司请有保姆，所以除了上班，就是各种玩和喝小酒，衣服有人洗烫，卫生有人打扫，进出有司机，假日周边国家游。上网除了国内网站，也用谷歌和脸书。升职特助后，工资升到1500刀，生活交际费500刀，在那里就赛神仙了。若不是家父 健康 问题急需回国，我真不想回来。当初去的陆干，有一多半留在那里，有对广东江门的夫妻甚至男方入籍买了地建了房，开了中国超市。但是，在那边有些人是极力避免接触的，那就是在卡西诺上班的华人。

总的来说，有题主所介绍的待遇，除了前文所提那二项，我认为值得去闯闯。有些好处是在国内所不知的。在外面，多元文化冲击，更能感受华夏文明之伟大，感受大国与小国国民心态之别。在外面，能拓展视野有更多人生选择。至于回国后的再就业，大可不必担心断了人脉，因为距离，因为一年仅回来二次，休假时你会更急切与同学亲友老同事会面，关系反而更近。而经济上除非乱来，否则一般都能带回90%以上年薪，最不济也能做为自由职业之本。另外，有人担心出外失了亲情，我想说距离产生美。

所以我建议有机会应该去。时光再倒回哪怕五年，我还是会去。

和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一：我兄弟，在国内月薪25万，原铁道部分部项目部总工程师，现在改名称了，正式职工，单位让他去巴基斯坦当经理，月薪3万，当然这是明面上的工资，实际可能更多。他不去，当然很好理解，对于他来说差不多，没必要出国。分析：但是首先他是正式职工，还是大型国企正式员工，再次是中层管理者。所以，我想说，他们单位下面有很多分包公司，可是分包公司是经常拖欠工资的，很多都是高薪骗你去，然后拖欠工资，或者给很少的钱，不要扯什么劳动合同，那是发生在国外的劳务纠纷，没用，地域性就很难解决。二：另外一个结拜兄弟，在加拿大读了研究生，然后毕业工作于加拿大，职业：建筑工人，给加拿大房子盖房顶，月薪问他多少？他说大概折合28000人民币，他是给一个香港建筑商老板工作。租房大概折合4000元人民币，自己买了车，车不贵。这是他的情况。三：另外一个朋友去迪拜弄管道焊接，他月薪也就12000-16000人民币左右，他们公司不想付工资给他们，还是迪拜当地工会督促他们公司必须保证钱发到员工手里，不然重罚，事实上，迪拜给每个工人的工资标准是25000元左右，被他们经理连同上级部门给坑了。以上就是我熟人的经历。

总结：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想出国工作，多挣钱想法是积极的，但是最好还是有信任的朋友或者亲戚带是比较好的，中介的话，有的太狠，利用不懂外语，不懂合同，坑你。其次，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其实现在都没有以前好挣钱了，感觉陷入了怪圈，德国本土跑到波兰生活，美国本土跑到其他欠发达地区生活，因为在欧美，欧美观念，买的起就买房，买不起，就fuck away，很少选择贷款买的，房子没有北上广贵，但是租房的话，基本上都还是挺贵的，所以，欧美人选择去生活成本低的国家生活，这点很好理解。

出国上班，一年给我三十万，吃住公司包了，半年可回国一次，我想如果是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我是非常乐意的。

首先，刚毕业两三年，还单身的时候，如果公司提供了这样的工作机会，自己肯定是会抓住的。即使放到现在，每年三十万的薪资待遇，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外面干三五年就有一百多万，回来后即使在一线城市也能付个首付了。

再说到国外的工作期间，一是可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镀金，毕竟到过国外和没有到国外工作的经历，在公司和上班族来说，也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这一段经历会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同时也给自己的履历增添光泽。

同时，到国外后，能够领略外国的风土人情，学习当地的文化，对开阔眼界，提高精神层面的认知都是大有益处的。

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年就争取到外派欧总的工作机会，薪资待遇比之前翻了一番，年底分红也提高很多，而且正好孩子还没到上小学的年龄，也可以跟着过去，感受了欧洲的文化，每年还有假期到欧洲其他国家 旅游 ，工作生活都能兼顾。

而对于单身人士来说，去国外工作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不能经常回家。但是，对于大部分到其他省份上班的工薪族来说，基本上也就是国庆春节才能回家，所以即使到国外工作，每年能够回来一次，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已经结婚了，尤其已经有孩子的情况下，还是会考虑家庭的因素多一些。

毕竟自己出去了，你的另一半和孩子要怎么安排呢？放在国内肯定都不愿意的，要跟到国外又需要办理各种签证，手续也是比较繁琐的。当然，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在国外，尤其是小学阶段，对孩子的知识教育跟国内相差很多，国外更注重孩子的成长教育，知识教育大多放在高中和大学。

如果想或者是能够一直在国外生活还好，如果只是在国外呆几年，过后还要回来，那就必须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

如果小学时孩子是在国外读的，等到五六年级、初中再回来读，那么基本上是难以跟上节奏了。

上面提到的朋友就是这样，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在满三年后就跟公司申请回国了，本来公司是计划让他在国外再呆几年的，但是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毕竟过几年都是要回来的，等那时，孩子的知识教育就会落后一大截。

所以，如果是公司给我三十万一年，让我去国外上班，单身的时候肯定是非常乐意的，如果结婚了，那么估计就不会去了，毕竟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归家庭的。

看你自己处的年龄段和家里的具体情况吧。本人类似你说的情况，一年两次带薪休假共45天国外工作15年了。如果没结婚、积蓄不多的话，建议出来：一方面在国外挣的钱相当于攒的钱，存钱容易；另一方面下班后业余时间很多，几乎没什么消遣，可以继续学习充电。如果婚后你跟老婆关系非常好，能保证一年回去2次对家庭没影响，也可以继续；有孩子后，建议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好一些。我去年孩子已上到三年级，为了孩子的中文教育把老婆孩子送回国，各种小问题牵扯，今年已经想辞职回国了。。。

现在不愿意去，是因为我目前在国内都有30万的年收入，所以没有必要出去，但是 如果给我两倍的工资，我应该还是会选择出去，为什么呢？为了更好的家庭生活，为了能够早一点实现自己希望给家人的生活。

一是休息方面。

我是工程施工行业的，在项目部的话也是全国上下到处跑。公司在广东，非广东项目的话，公司要求，一般情况下是一个季度回家休息一次，也就是说三个月才可以休息一次，时间也不算短了，而在国外半年休息一次，一般五个月左右就可以申请休假了，其实也就是再多熬两个月的样子，可以回来休息比较长的时间，当然，这个感觉区别不大。

二是收入方面。

应该很多单位都会有规定，国外的收入会比国内的收入高，并且高出不少。我们单位就规定了国外项目的工资收入是国内的两倍以上。所以，差不多同样的条件下，选择去国外工作几年，积累一下经济基础，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很多同事也是前几年在国外工作，积攒了不少钱，买房或者还清了贷款，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了生活，然后再回到国内，那压力明显就是不一样的。

三是职业发展。

很多单位都在向国际化发展，跟国际接轨，并且国内的项目管理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也在跟国际接轨，比方说国内一些大型、超大型项目也聘请了国际一流的项目管理公司，比如ACOM，就意味着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越来越需要有国际项目管理经验的人才，这种是很难在学校培养的，只有经历过才能积累经验，所以很多年轻人，在国外项目几年后，回国后的职业发展通道将会更加的畅通！

所以，综合起来，如果你想缓解一下经济压力，如果你要接受一下国外一些比较先进的管理理念及经验，可以去国外锻炼一下。

十几年前，在我们单位出国特别紧俏，打破头的挤进去。工资的确不错，大概是国内的五到十倍，听着很高，其实一年也就十几万，并且一年才能回去一次，但有不少人两年甚至更久才回去，因为不会去机票钱是给到个人的。

我也出国几年，当时还是很激动的，但也有同事选择了拒绝，理由都很实际，如正在考试，希望考试后再决定；如不希望去战乱国家；如和兄弟单位比工资还是低的；如孩子太小了等等。

那时候不理解同事，这么好的机会还拒绝？现在想来，他更有规划，有目标，而不是被一次机会影响。

现在我肯定不会出国了，一个是待遇没什么吸引力，最关键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作为一个差一点儿就出国工作的人，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本人学财务的，毕业那会儿找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企业愿意招聘应届毕业生，在经过培训合格后，外派出国担任国外项目的财务经理，待遇确实是不错，大概是国内的两到三倍，一般能达到三倍。当时差一点就心动了，觉得去国外两三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最终选择放弃了，主要还是由于个人情况。

出国后，回家探亲就不是那么随便自由了，既有距离的原因，也有工作的原因。像财务这种岗位，一般的国外每个项目就派驻一到两个人。如果你回国，你的工作就需要有别人来做，这都需要安排好。我个人还是比较恋家，虽然每半年或者每年都可以休一到两个月的假，但还是担心，如果有急事，希望可以随时能够回家。像过年这种节日也不是一定能够回家的。女朋友也在国内，打算结婚，出国确实也不合适。

另外，像央企、国企这种大企业在国外派驻的话，相应的生活环境也是在当地中是非常好的，吃饭上会有国内的厨师在当地做，所以根本不用担心饮食不习惯。安全上一般都没有问题，因为像中资企业在国外都非常注重安保，自己除了工作以外，一般也不怎么外出，外出一般也都有专车，所以来说安全上一般没问题，但是也不能绝对保证排除意外。据我了解，一般外派人员最大的问题是心灵上的孤单，这种心理问题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个人觉得是否愿意去，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慎重考虑，不要一时冲动，觉得挣钱多就出去，要多想想自己能不能、想不想出去。

我会去，我也有这样的机会，只是家庭原因走不开。

出国相对在国内上班挣死工资要来钱快，出国工作也辛苦，耐得住寂寞，生活方式随着改变，要是能在国内创业就不出去，创业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努力了总会有成绩。

我现在就是在上班，每个月挣着一巴掌都能数的过来的人民币，还是上下受气，有时候也不甘心，为了家庭也就忍了，总想利用业余时间做点副业，这段时间一直在观察，所以想生活好就的努力赚钱。

我的本意是要出国毕竟出去几年相当于在国内少奋斗好几年，哪怕辛苦点也愿意，毕竟年轻，也想给家庭带来好质量的生活，就是家庭原因离不开，所以一直出不去！！！

你好，小鱼在越南为你解答。

30万年薪，并且半年可回国探亲一次 ，这样的福利的确有一定的诱惑力，很多人都愿意去，但一定要看做什么行业，是否合法，例如有些人去国外从事做场、做诈骗等灰色行业的，这些行业待遇非常好，但是不能做。

“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份付出一份回报 ”，对于出国的朋友一定要三思，要做详细的了解。一、出国是否办理合法的务工流程，例如 旅游 签是不允许在国外务工的，外出务工一定要把办理工作证等。

二、高于优厚的待遇，要谨防陷阱。出国务工正常待遇，一般员工高于国内50%，管理层则可达国内同等工资的1-2倍，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再高就要多加小心。

三、出国务工务必遵守异国法律，注意自身安全。

必须佩戴伊斯兰头巾。

即使在自家的汽车里也不能摘掉头巾，违反规定将受到法律惩处。塔利班禁止女性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理由是女性没有按照规定佩戴伊斯兰头巾，使得人道主义援助被迫停工；女性经营商店的也被强制关门停业。塔利班禁止女性接受大学和中学教育，女孩只被允许接受小学教育；女性还被限制不能看男医生，只接受小学教育的女性又不能成为现代医生，这将使全部女性丧失就医的机会，剥夺女性生存的权利。塔利班取得政权后政策越来越保守，限制占一半人口的女性接受教育、就医、工作的自由，佩戴只能露出眼睛的伊斯兰头巾成为高于一切的宗教要求。这一切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强制佩戴头巾和法家思想的共通。

佩戴头巾由伊斯兰法典规定的，伊斯兰法典源于宗教领袖对经典的解释，宗教法典被看作神的教诲而不能做任何变更，成为宗教领袖维护权力的工具，成为与世俗政权权力斗争的终极武器。

宗教组织遍布阿富汗每一处角落，政权只能触及城镇等繁华区域，宗教在乡村有着根深蒂固的力量。阿富汗伊斯兰教有着深厚的教条主义传统。自一神教犹太教产生，宗教领袖代表上帝取得独断的权力，能发出唯一的神圣性指导，《圣经》、《古兰经》成为不可变更经典，后代宗教领袖通过研读解释经典，获得要求信徒无限服从的权力，宗教教条叠加宗教领袖的私心作祟，女性成为最大的牺牲者。

塔利班基于原教旨主破坏任何可能性反对力量。塔利班争夺政权时专门针对学校发动攻击，曾在2005年毁坏200多所学校，逼迫家长不再敢让孩子去学校，使社会整体利益受到损失。塔利班炸毁深山中的佛像，即使佛像能发展旅游从中得到现实经济利益，塔利班仍然表现出对异端宗教事物的极端排斥和毁坏。一神教原教旨主义与法家雷同。

法家思想是为了满足个人私利，无限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法家领袖成为不可违背的神权的代表。家庭生产能力的最大，要求女性能做出最大产出的生产活动，戴头巾就像裹小脚一样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能力和产出，使家庭陷于贫困，不能创造最大社会价值。塔利班将女性教育限制在小学，无疑画地为牢束缚住阿富汗一半的发展潜力，使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不能实现。置社会利益于不顾，只为能获取最大的控制权和私利，思想脉络与法家相通。破解阿富汗原教旨主义的束缚有可能吗。

1、中国破除理学教条的经验。程朱理学将天理当作必须坚守的法则，科举和理学权威对天理的解释将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困在教条上，个体被迫接受天理和天理教条，王阳明以“心即理”突破教条约束，用心来感知天理、判断天理，人升级成为判断天理的主体，天理成为个人生活经验感知的法则，个体对天理有了主动权，使明朝社会迎来突破理学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2、西欧破除天主教原教旨的经验。西欧天主教教皇拥有对《圣经》的最终解释权，新教运动把《圣经》的解释权交给社会底层的牧师，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感知、判断上帝教诲的最终责任人，西欧社会迎来突破天主教思想禁锢的宗教改革，思想解放为商业大发展和工业革命的产生奠定社会基础。3、阿富汗的可能性机会。塔利班对女性的压迫看上去是行为限制，剥夺女性生存的机会，实质上是思想上的封闭、僵化，把教条当作不可跨越的实墙，女性被约束在狭小、封闭的围墙之内。

只有打破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围墙，解除宗教领袖对教条的唯一解释权，使宗教的解读权回归到每一个个体，个体在宗教思想上的解放，加上女性及亲属的反抗行动，才能使阿富汗每一个女性回归到正常生活，取得女性正常生活的权利。

在日本领养了一个孩子，可以带回国养，但是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和手续。

首先，您需要获得日本的收养许可证，这将确保您的领养是合法和有效的。然后，您需要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申请中国的领养许可证。

一旦您获得了这两个许可证，您需要向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海关和移民部门申请签证和入境许可。您还需要在您的目的地国家进行必要的注册和登记手续，以确保您的领养孩子在该国家是合法居留和接受教育的。

此外，您需要确保您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照顾和教育领养的孩子，因为领养孩子可能需要进行特殊的治疗和照顾。

总之，领养一个孩子并将其带回中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您经过深思熟虑并遵守所有必要的法律和程序。建议您在开始这个过程之前咨询专业机构或律师的意见。

记者/张涵 实习生/习翔宇

编辑/刘汨

两个月前，面对即将到来的东京残奥会跆拳道比赛，22岁的阿富汗女孩扎齐亚·库达蒂 (Zakia Khodadadi) 的目标是拿到一块奖牌，甚至是金牌。但持续恶化的时局不断倾轧着扎齐亚的目标，到最后，只要能站上那片赛场，对她来说都成了一种胜利。

“请帮帮我”

8月18日，扎齐亚和深一度记者通话时，塔利班已经进入喀布尔一周了。每当说起时局，扎齐亚都表现得很小心谨慎，她害怕那些关于塔利班的言谈被周围的邻居听到。

她是阿富汗国内相对少数的什叶派教徒，还是那里为数不多的女性运动员。更早前两周，扎齐亚的家乡赫拉特先于喀布尔被塔利班占领，她目睹着国旗易帜，塔利班开始挨家挨户搜查，约谈各个社区内有影响力的人。

扎齐亚发现，自己认识的两名运动员和诗人突然失联了，她感到危险在逼近。为了确保能参加东京残奥会，扎齐亚从8月初就住到了喀布尔的亲戚家里。当局势进一步恶化，大部分跆拳道馆都关闭了，扎齐亚不得不中断了训练，她和家人不敢出门购物，只能靠提前存储的生活必需品度日。

“我听说世界正在变得更好，但唯独不包括我的国家。”扎齐亚在社交媒体上的感慨并没有带来转机，随着喀布尔机场陷入混乱，她在8月17日抵达东京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扎齐亚再次录制了一段求助视频发到网上，她神情紧张、语速很快地说道：“我想参加2020年东京残奥会，请帮助我！我请求你们所有人不要轻易剥夺阿富汗女性在残奥运动中的权利。我为取得参赛资格付出了很多努力，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我不希望我的努力白费。”

远在伦敦的阿富汗残奥代表团团长阿里安·萨迪奇 (Arian Sadiqi)也意识到，自己仅有的两名运动员可能没法抵达赛场了。他尝试与扎齐亚和另一名参加田径比赛的运动员侯赛因·拉苏利（Hossain Rasouli)联系，但通讯一直不稳定。阿里安一度给残奥委会发去邮件，“我们被迫做出这个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位运动员无法前往东京比赛了。”

阿里安将这种局面形容为，在运动员的梦想前“横贯着无法逾越的障碍”。但当他和扎齐亚取得联系后，意外地发现这个女孩依然没有放弃去东京参赛的想法。扎齐亚也告诉深一度记者，她已经在向残奥委和其他一些组织寻求帮助，但还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8月24日晚八点，东京残奥会开幕式如期举行。阿富汗代表团在第五个出场，随着响亮的“Afghanistan!”播报，一名志愿者举着阿富汗国旗入场，在他的身后，没有一名代表团成员。

也是在那段时间，深一度记者与扎齐亚失去了联系，她传来的最后消息是，仍然在为了前往东京尝试着各种努力。之后的几天里，另一条与阿富汗运动员有关的新闻是，跆拳道全国冠军穆罕默德·苏尔塔尼在喀布尔机场的爆炸袭击中丧生。他的家人向媒体表示，穆罕默德此前设法到达喀布尔机场外围，原本想以全国冠军的身份随美军撤离。

战胜黑暗

扎齐亚还没出生时，母亲就在检查后被告知胎儿的左臂缺失，但她依然决定留下这个孩子。扎齐亚还有3个姐妹和4个兄弟，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父母都支持他们接受教育，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在由政府资助的学校上学。

因为身体上的残疾，扎齐亚经历过很长一段绝望的时光，她安慰自己，“阿富汗有很多因为战争失去手脚的人，我们是一样的，都在努力战胜黑暗。”

十年前，扎齐亚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她看到了罗哈拉·尼帕伊（Rohullah Nikpai）在奥运会上的比赛，罗哈拉代表阿富汗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拿到了两块跆拳道比赛铜牌，这也是阿富汗第一次在奥运会中获得奖牌。12岁的扎齐亚对跆拳道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她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为国争光，同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她开始投入艰苦的训练。

2016 年，18岁的扎齐亚在埃及举行的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中击败了来自尼日利亚、埃及和波兰的对手，获得了银牌。这是她第一次在国外的比赛中赢得奖牌，但回国后的冷遇让她有些失落。

当她抵达机场时，没有任何跆拳道委员会或政府部门的成员来迎接，扎齐亚对媒体说：“这是阿富汗女孩第一次参加残疾人跆拳道比赛并获得奖牌，应当受到人们和政府的支持欢迎，但是这些都没有。”

扎齐亚在2016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表示，阿富汗的国家奥委会 (NOC) 很少关注身体残疾的运动员，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她已经错过了几次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缺乏设施和专业教练”扼杀了她取得成功的信心。

但当残奥会选拔赛即将来临的时候，扎齐亚依然表现得很坚定，她一度将社交媒体的头像换成了自己和国旗的合照，并且告诉媒体，“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获得残奥会参赛资格”，之后，就是为阿富汗赢得一块奖牌。

运动员中的“少数”

去年，扎齐亚来到了在喀布尔的奥林匹克训练营，那里有60名跆拳道运动员正在备战奥运会，其中有10名是女性，而扎齐亚是唯一的残疾运动员。

国家男队成员卡苏丁·瓦力（Ghawsudin Noori）曾和扎齐亚一起训练过两周，他告诉我们，扎齐亚很有天赋，而且从不懈怠，可以看出，这个女孩把跆拳道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训练营的时间是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大家先进行体能训练和基本的动作练习，随后是组队进行对抗性训练，扎齐亚每天都会加练一两个小时后再离开。

训练营里，扎齐亚只能和健全的运动员一起练习，左臂上的缺失让她没法很好地控制距离，或是进行攻击。除去身体上的阻碍，扎齐亚还要克服一些“无形”的东西。在阿富汗，即使已经成为当地最流行的运动之一，跆拳道仍然是一项“由男性主导”的运动。

卡苏丁告诉深一度记者，他认识的跆拳道男性运动员“多得数不清”，而据他所知，阿富汗的跆拳道女性运动员大概只有2000人左右，残疾的女性运动员就更少了，“我认识的加起来只有5个。”

阿富汗残奥会代表团团长阿里安也说，在阿富汗，女性从事跆拳道运动很不容易，因为这里没有专门供女性训练的场所和设施，对于残疾女性就更难了，“残疾人跆拳道运动仍然受到污名化，人们认为这不像正常的运动。”

在一些人眼里，男性和女性在一起进行有身体接触的训练会被视作禁忌。阿富汗国家奥委会主席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他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女性参与 体育 运动的机会，但不得不“慎重”考虑，只能在女子学校引入羽毛球、乒乓球和排球等身体接触较少的运动，以避免引起争议，“我们是一个保守的 社会 ”。

今年5月，扎齐亚和其他运动员前往约旦参加东京残奥会的选拔赛，最终整个国家只有扎齐亚和侯赛因获得了参赛资格。这一次，当扎齐亚抵达机场时，受到了政府官员们的热烈欢迎。时任赫拉特省省长在祝贺扎齐亚的同时，还表示会承担她余下的训练和比赛费用。

扎齐亚将成为自2004年以后，首位代表阿富汗参加残奥会的女性，姐姐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祝贺，她深知妹妹成绩背后的不易。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了保证训练，扎齐亚住得离家很远，甚至错过了哥哥的婚礼。“她一直在努力，为的是阿富汗的名字可以在世界上闪闪发光。”

瓦苏丁也在社交媒体送上了自己的祝福：“请为我们的伟大的英雄扎齐亚祈祷，让我们亲爱的祖国能在2021年奥林匹克盛会中获得金牌。”扎齐亚转发了这条消息，“我希望向世界证明——阿富汗的女性是有能力的，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她们的进步。”

巴黎见

8月底，当我们再次听到关于扎齐亚的消息时，她刚经历了一次“绝处逢生”的过程。

8月22日下午，扎齐亚和侯赛因在喀布尔机场外和阿富汗残奥委会的官员们走散，无法进入机场。她已经筋疲力尽，在机场的墙外边走边哭，几乎失去了信心。在一张现场照片里，扎齐亚抱着她的粉色行李包蹲在拥挤的人群中，双眼紧闭，看上去很绝望。

最后，扎齐亚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网络群组里发出了一句“Help(救命)!”这是她为数不多会使用的英文单词。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一群正在为阿富汗运动员提供帮助的志愿者注意到了扎齐亚的求助，他们通过GPS得知了两名运动员的位置，并指引两人走到了由外国军队把守的机场大门，被前来接应的澳大利亚国防军找到。

经过志愿组织与澳大利亚政府的沟通，一架飞机载着九十多名运动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撤离到迪拜。其他人持紧急签证继续前往澳大利亚，扎齐亚和侯赛因则飞往了巴黎，他们在那里接受了一个星期的训练和心理辅导。

8 月 28 日晚上，东京奥运村内，阿富汗代表团团长阿里安终于见到了两名本国运动员。国际残奥委会发言人向媒体回忆，那是个让人动情的时刻，房间里的人都哭了。运动员看上去很累，也有些迷茫，“可以想象，他们在过去几天经历了多么严峻的处境。”

9月2日上午10点，女子K44-49公斤级跆拳道小组赛在日本千叶县的幕张会展中心举行。找遍整个网络，比赛都没有画面直播，只有简短的文字播报着进程。

扎齐亚眼神坚定，身穿红色护具出场，她的对手是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第一局，扎齐亚势头很猛，连续踢中对方身体得分，以6：5领先。但在之后的两局比赛里，对手实现了反超，最终以17:12击败了她。

之后，扎齐亚又获得了复活赛的资格，两局过后，她以20:13领先，距离胜利已经很近了。但在第三局，对手开始强势的反攻，踢中了扎齐亚十七次，她再次遭遇了逆转。对手跳跃着庆祝，扎齐亚摘下护具，神情落寞地走向了场外。

两场比赛，总计12分钟，扎齐亚的第一次奥运之旅画上了句号，在一段几分钟长的“赛事集锦”中，为扎齐亚留下了几秒钟的画面。

赛后，世界跆拳道协会主席赵正源见到了扎齐亚，向她赠送了一条印有她名字的黑色跆拳道腰带。扎齐亚看起来非常疲惫，但当赵正源鼓励她“以巴黎残奥会为目标”时，她终于笑了起来，“好的，主席，我会做到的。”

这样的比赛结果显然离扎齐亚的预期相差太远。扎齐亚在社交媒体发出了一个大哭的表情，配文说：“我们为这一切感到悲伤，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已经有几个国家表示愿意为扎齐亚和侯赛因提供庇护。

9月5日，东京残奥会的闭幕仪式上，阿富汗代表团的队伍终于不再是空荡荡的，扎齐亚和侯赛因共同举着旗帜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