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老容止拿了法，朱大洪从29等到了52。

1999年，朱大洪的丈夫陆忠明被老容止的男朋友法子英骗去租房子住，然后被杀害并肢解。近三年来，法子英与老容止在南昌、温州、常州、合福等地共同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案。

当年12月28日法子英被执行死刑，老容止开始逃亡20年，而朱大洪则靠自己一个人努力养活全家。

这个曾经站在丈夫身后什么都不用管的小女人，“把它像家里快要倒的房子一样推了起来。”为了赚钱，她经常四五点就起床，穿过半个城市去上班，农忙的时候天黑才回来种地。三个年幼的孩子经历了早逝父亲的悲伤，初中刚毕业就辍学打工。

陆忠明、朱大洪和孩子们。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朱大洪努力抚养三个孩子的同时，老容止过着另一种生活——弹钢琴、画画、养狗。2019年11月28日，老容止在厦落网。2021年9月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判处老容止死刑。2022年8月18日，老容止案二审开庭。经过三天的审判，法院宣布了选举裁决。

23年过去了，朱大洪已经不再年轻，眼睛皱了，头也白了，但她还要等待最后的结果。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这些年来，朱大洪一直在努力缝合她和孩子“支离破碎”的生活。当一切尘埃落定，“我要慢慢地过好我的余生。”

2021年9月9日，出席庭审的朱大洪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李阳摄

“幸福全散了”

52岁的朱大洪看起来比同龄人老得多。他的眼角有层层皱纹，脸颊上有斑点。因为常年做保洁，手很硬很粗糙，但是很有力。

两桶60多斤的水，她用肩和手就能把桶提起来。她的讲话也简短有力，声音洪亮，蹦出的音节又快又响。有时候，还没等对方听清楚她在说什么，电话就被迅速挂断了。

朱大洪很忙，忙着种地，忙着打工，忙着还债，拉扯着她的三个孩子，几乎全靠自己。这样的生活二十多年如一日。但是她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2021年9月12日下午，朱大洪挑水浇地。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1999年，对于当时才29岁的朱大洪来说，人生还是“很有希望”的。她有一个勤劳智慧的丈夫和三个可爱的孩子，最大的只有7岁，最小的只有3岁，生活蒸蒸日上。

陆忠明可以做木匠，在20世纪90年代每天能挣七八十元。朱大洪经常骄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是手艺人。别人赚一块钱，他就能赚五块钱。”闲暇时，他到街上收猪仔，卖到南方城市。

他也是一个爱妻子的好丈夫。朱大洪回忆起婚后的生活，脸上满是满足。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没吵过半个字以上，他也从没让我操过半个点心以上。”夫妻俩都在梦想着大儿子该上小学了。秋天来了，房子就要用砖瓦盖起来了。陆忠明也计划购买一架新飞机。

在最后一次离家前，陆忠明告诉他的二儿子杨璐，“听妈妈的话，回来给你买水果。”杨璐不停地喊:“不要走，不要走。”“这一次，农忙会回来的。”陆忠明安慰他。

陆忠明留下的工具箱。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一切在1999年7月22日戛然而止。“老容止案”一审判决书显示，为恐吓另一名被害人，方子颖将时年31岁的陆忠明骗至租住处，后将其杀害并肢解尸体，放入冰柜中。老容止协助移动装有尸体的冰柜。

朱大红还在老家等丈夫下班回来。直到一个月后，她才从亲戚那里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朱大洪想不明白，这个农忙时会组织人在家帮忙插秧，半夜起来帮别人干活的老人怎么会被打死。

“感觉天塌下来了，幸福完全散了。”朱大洪停顿了几秒钟，才继续说，“这辈子再也遇不到他这样的人了。”

“我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

陆忠明被杀后，朱大洪开始害怕晚上走路。“感觉看到的每个人都像杀人犯。”乡间小路几乎没有灯光，她只能硬着头皮走回家。

路的尽头是她的家。砖房盖不上，土房越来越破旧，没有维修——屋顶盖着茅草，墙裂了一条大缝，塞着塑料纸挡风。因为害怕倾倒，用树桩支撑着，但还是经不起风雨，随时可能倒塌。在房子的西北角，有一张砖砌的床。上面没有棉被，只有薄薄的一层木板和草。

法律援助律师刘京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认识了朱大洪。她记得两个孩子坐在床边，手里的生红薯还挂着泥，就蹭着吃了下去。

朱大洪看到刘静洁就哭了。她无法理解，“我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

方子颖于1999年12月28日被执行死刑，老容止一直在逃，但朱大洪的民事赔偿因方子颖无实际赔偿能力而免于赔偿。

实在撑不下去了，朱大红带着三个孩子去了娘家，家里住不下了，就去借邻居住不下的房子。看着三个孩子糟糕的吃穿，朱大洪当时就想死。

最后，我女儿打消了她自杀的念头。“当孩子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心又活了过来。我对不起我的孩子，对不起我的父母。人活在世上，最起码要懂得感恩和回报。”

朱大洪和陆忠明的三个孩子。从左至右，他们是女儿陆青(化名)，大儿子和二儿子杨璐(化名)。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4年左右，朱大红带着孩子回了丈夫的老家，合肥市长丰县汤怀村，照顾婆婆。用刘静洁的话来说，“她把它推得像家里快要倒的房子。”

陆忠明被杀后，她的婆婆整天住在以泪洗面，她的眼睛逐渐失明。家里没有劳动力，种田变得极其困难。朱大洪生性强势，不愿意总是麻烦别人。再加上种地一年只有四五千块钱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全家人的生计。她不得不出去工作。

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照顾自己。小学三四年级，陆青学会了自己做饭——在小煤炉上放一口锅，加点白水，把自家种的白菜放进去煮一顿饭。最好的饭菜是学校中午1: 2或者3元1: 2的。杨璐每次都吃得很干净，所以他不用考虑晚上吃什么。

衣服也是别人捡的。他们五颜六色，他们的裤子很肥，他们中的一些有洞。有一年冬天，陆青收到一双还算新的红色皮鞋，但是太薄了。她冷得坐在路边哭。杨璐别无选择，只能在鞋子里放些纸来保暖。

有时候放学回家，门是锁着的，哥哥姐姐进不了家门。他们坐在房子前面哭泣。朱大洪回来时，看到孩子们在哭，她也哭了。

此时，她总是想念陆忠明，但她不敢和她的孩子说话，因为害怕打扰他们。偶尔杨璐惹她生气的时候，她会吐槽“你没有遗传你爸爸的聪明。”

杨和陆青对父亲的记忆都来自母亲的照片和文字。在杨璐保存的照片中，父亲的笑容总是绵延不断——有的骑在摩托车上，有的站在油菜田里，有的和朱大洪并排坐着，抱着孩子。照片中还有母亲脸上的笑容。

在朱大洪的印象中，孩子们只知道父亲已经去世，案件的详细情况直到老容止被抓才知道。但在孩子的世界里，没有父亲，就意味着不一样。

杨璐最怕开家长会。他不愿意回答父亲为什么没来，性格也越来越自卑。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有点叛逆。我跟着调皮的同学，偷偷在别人家门口卖了一把花生。我的老师邀请了我的父母。朱大洪从就业地赶到学校，一路哭着。“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杨璐在他妈妈后面推着他的自行车。“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别不对劲，一下子成熟了。”

从那以后，杨璐很少和她母亲顶嘴。她觉得委屈的时候，就躲在角落里一个人哭。他学会了与自己和解。“爸爸不在了，妈妈无论多困难都想支撑这个家。我得快点长大，照顾我妈。”

朱大洪过去拉米的木车，现在搁置在角落里。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撑起你的家

要不是几个月前，朱大红摔断了腿，不得不在家休息，她现在还在合肥没日没夜地做着那份酒店保洁的工作。

她已经工作十几年了，早中晚三班倒。旺季的时候，她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打扫三四十个房间，折腾被子，换床单，洗厕所，时间很长。她的肩膀、腿和背部经常疼痛，她总是打着膏药。即使体力耗尽，月薪也不过两三千元。

为了加班方便，朱大洪在市区租了一间民房，一两百块钱。水泥墙是光秃秃的，甚至杨璐都不愿意去。“有点热，就像在微波炉里一样，喘不过气来。”

比每天来回跑好多了。从这个村子到她工作的地方将近20公里。朱大洪要先骑电动车去公交站。她是最近两年才学会骑车的，车技还很不熟练。正常情况下只有20分钟的路程，而她却花了将近三倍的时间。

早些年没有公共汽车时，旅行时间更长。早上四五点钟，她会从家里出发，一路走到村口或者镇上，然后骑车穿过半个城市。“她每天早出晚归，一路哭到合肥上班。”

赶上农忙更是雪上加霜。

下班后，朱大洪立即赶回村里，在门口点上一盏灯，自己翻着白天晒好的米，直到半夜。浇水季节，她挨家挨户去借机器抽水；到了收割的时候，因为没有拖拉机，朱大洪只好拉着木车去割稻子，两个孩子在后面推着，至少要走两里路。万一下雨，大米只能泡着发霉。

“那几天，天很黑，没有光。”其实再婚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她不想。“我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抚养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成为孤儿，最后成为流浪儿。也许我会成为社会上的败类。”

朱大洪家的煤炉、煤气炉的墙壁已经被熏黑。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她咬紧牙关坚持着。杨璐和陆青上初中的时候，朱大洪终于给砖房涂上了水泥。那时，几乎所有的村庄都住在水泥房子里。她还给孩子们买了自行车，免得他们走六七公里去学校太辛苦。家里加了煤气灶，但是没有抽油烟机，墙壁都被烟熏黑了。

孩子越来越懂事了。陆会骑自行车到村口接妈妈。放学后，我的哥哥和姐姐在田里干活，收稻子、棉花和花生。

三个孩子初中毕业后都选择了辍学打工。虽然家里已经被朱大洪一点点撑起来了，但是一个人养活全家的收入还是入不敷出，债务滚滚而来。

杨璐一心想赚钱还债。初中的每个寒暑假，他都想办法打工。辍学后，他去搓过面，做过服务员，在工厂打过螺丝，学过跑腿送饭。“哪个钱多？”去年白天做厨师学徒，晚上搬货。

搬货的都是中年人，年轻人很少。“因为我太累了。”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晚上搬了七八吨货。“感觉胳膊不是自己的胳膊，腿也不是自己的腿。”他熬过了手上的老茧。“我们必须接受现实。我们还是要吃该吃的。”

朱大洪没少跟他吵架，以为学个手艺是正经事情。杨璐只是静静地听着，考虑着走一步看一步。

“可惜没让孩子看这本书。”朱大洪有点自责。但是孩子们对她只有感激。

有一次朱大洪生日，女儿发来短信:亲爱的妈妈，这些年是您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的，您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我心里暖暖的，我的孩子知道我的痛苦。”朱大洪很欣慰。她一直保存着这条信息。当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总是把它读出来。

朱大洪一家常年在外打工，家门经常锁着。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等待结果

刘静洁认识朱大洪已经20多年了。她看着这个坚强的女人一点点缝合自己破碎的人生，也看着她留下越来越多的岁月痕迹。她知道老容止一直是朱大洪心中的一根刺。

1999年，法子英被执行死刑时，朱大洪经常给刘敬杰打电话:“老容止怎么还没抓到？”刘静洁理解她。“朱大洪一直抱着希望，想给陆忠明一个交代，也期望得到一些补偿。”

朱大洪记得，十几年前他最焦虑的时候，整天想着“失踪”的老容止。她的名字，那张头发扎着“大波浪”的照片，不停地在朱大洪的脑海里打转。

近年来，朱大洪有时会安慰刘静洁:“很有可能她藏在什么地方，很难找到。我相信警察总会找到她的。”

青年朱大洪(左)和律师刘静杰。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9年11月28日，潜逃20年的老容止在厦落网。三年后，朱大洪依然能快速说出日期。

她还记得，老容止被捕后的那个晚上，她正准备做饭，杨璐犹豫地拉住了她:“妈妈，这是爸爸的事。又一个人好像被抓了。”朱大洪激动不已，急忙向刘静洁求证。

然后，采访她的记者蜂拥而入。在刘敬杰的办公室里，律师和朱大洪被围得水泄不通，卷宗被撕得四分五裂，只能用透明胶带固定。朱大洪不习惯接受采访。刘静洁记得，她只说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开了。

朱大洪一直不愿意作为受害者家属被关注。她不想被谈论，被怜悯，被奖励，或者被同情或怜悯地看着。有人在她购物的时候认出了她，但她否认了。

2020年12月21日，老容止案一审在南昌开庭。朱大洪参与了法子英的审判，当时觉得法子英特别可怕。“我全身起鸡皮疙瘩，连话都不敢说。”但她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的表情。那张年轻而严肃的脸被记者拍了下来，登在了当年的报纸上。

这一次，面对老容止，她不再害怕。她只是想亲眼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人，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她丈夫。

庭审过程中，坐在检察官身后的朱大洪一直面无表情，偶尔低着头。听到陆忠明的情况，她坐直了身子，忍不住抽泣着问老容止:“你的心是不是肉肉的？”

2020年12月，老容止案一审首次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涂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等待判决的八个月里，朱大洪的急躁情绪再次被激起。她时不时给刘静洁打电话:“如果我没被判死刑怎么办？能赔偿多少？”

2021年9月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老容止死刑。听到判决结果，朱大洪轻松了很多。她对着镜头笑了笑:“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唯一不满意的是48065.5元的赔偿判决。刘敬杰很清楚，这些补偿远远不够。她向法院申请司法援助。

“老容止案”的一审结果多少给了朱大洪一些信心。

庭审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朱大洪正在高铁站里找路。一个保洁员走过来说:“你是电视上的那个吗？”朱大洪这次没有回避。“这不是坏事。认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2021年9月，在陆忠明的墓地里，杂草已经长高了。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孩子们去瞻仰陆忠明。坟前的草还没到脚踝，烧过的草已经变成灰色，夹杂着鞭炮的碎片，厚厚的一层铺在坟头上。一只红蜻蜓落在摇曳的草地上，陆青双手合十，给父亲念新闻。

之后，朱大洪一家依旧过着以前的生活。这一年，在等待老的二审结果时，朱大洪的心平静了一些。她相信老容止会得到他应得的惩罚，她不想再想这件事了。她只想好好生活，看着孩子结婚。

当一切尘埃落定，朱大洪和孩子们将去陆忠明的坟墓看一看。23年后，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璐、陆青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左林

编辑刘谦校对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