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的人生经历了从运动员到官员，再到“商界”的多次转变。

邓亚萍赢得了18个世界冠军，包括4枚奥运会金牌。图/视觉中国

两年前，邓亚萍成为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的创始人。

[开场白]

再过10天，北京将庆祝成功举办奥运会10周年。我们推出“北京奥运十年”人物系列报道，为您盘点10年前这些亲历者的奥运故事和心路历程。

四年后，北京将第二次举办奥运会。作为城市首届奥运会的深度参与者，他们对北京冬奥会有什么寄语？

[文件]

国籍:汉族出生地:河南郑州生日:1973年2月6日毕业院校:清华大学、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

项目:乒乓球主要奖项:奥运会女单、女双冠军(1992、1996)现任:河南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CEO。

邓亚萍是中国体育史上的标志性人物。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时，20岁的邓亚萍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发表声明。那次失败，她说起还会流泪。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奥运会时，28岁的邓亚萍已经是国际奥委会(IOC)运动员委员会成员，对比赛规则了如指掌。2008年北京奥运会，邓亚萍出任奥运村副部长，成为近两万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的“大管家”。

对于邓亚萍来说，北京奥运会让她完成了从前台到后台的蜕变。十年后回首，邓亚萍说北京奥运会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我们真的尽力了，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

邓委员第二次申奥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游戏规则

新京报: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时，你作为运动员代表发表了声明。那次失败对你最大的打击是什么？

邓亚萍:1993年，我刚刚20岁，是唯一的运动员代表。当时英语不好，演示文稿都是背的。我记得演讲前我一夜没睡，一直在说那些话。好在我们运动员心理素质不错，上台后发挥了正常水平。

我记得陈述结束后，五个候选城市的代表在一个大厅里等候。当宣布最后时刻不是北京的时候，那种被打或者被打败的感觉，绝不是因为我输了一场比赛，而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输了，非常非常难受。大家听完，都默默起身回酒店了。大家无话可说，无法互相安慰。

新京报: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奥运会时，你已经是国际奥委会(IOC)运动员委员会成员。这个身份和工作经验对申办帮助更大吗？

邓亚萍: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经历了退役、学习、留学、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那些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国际组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看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逐渐强大，包括我们的工作更加成熟，更加融入国际。

1993年我参与了竞标，2001年更多。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确实更懂得一些游戏规则和玩法。如果我们在八年前处于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赢得那次比赛。

在第二次投标中，我们的总体方法非常开放，我们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大家的想法都是努力再努力，保险保险再保险。当时一次一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会用西方人擅长理解的方式，用他们擅长接受的语言或故事，告诉西方人中国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第二次申奥前后，你在英国留学。你如何平衡你的学业和你的投标？

邓亚萍:我97年去清华读书，也去英国读书，来回跑。1999年底，我接到北京奥申委的电话，通知我参与申办工作，并利用每一个场合告诉大家中国要申办了。

2001年2月，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评估五个候选城市。我的任务是参与整个评估团的接待工作，直到在莫斯科的最终陈述。这段时间我在北京，被要求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我就飞走了。我记得压力最大的一次是三天往返洛杉矶。申办成功后，我的本科学业结束，我回英国读硕士和博士。

副村长，奥运村运营团队，2.7万人。

新京报:你最初在BOCOG的市场部工作，然后调到奥运村部。职位的变动带来了哪些挑战？

邓亚萍:市场开发就是融资。虽然政府承诺承担部分费用，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市场开发筹集一些。坦率地说，当时中国的企业对奥运会了解不多，也不认为能赚到钱。国际奥委会不抱太大希望。虽然你不喜欢，但我们还是要做。与BOCOG其他部门相比，市场开发开始得更早，在2003年初，同年9月就推出了整体市场开发计划。

我于2003年2月加入市场部，参与最高级别合作伙伴的销售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我几乎出卖了最高级别的赞助商。后来我被国家体育总局调回，负责中国奥委会的市场开发。

直到2007年，奥运村部正式成立，我才去的。奥运会的规律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临近，越是接近，越是练习，越是提前计划。

新京报:你是因为作为运动员住在奥运村才转到奥运村的吗？

邓亚萍:每个人都知道奥运村的重要性。当时奥组委去国家体育总局找人，他们找到了我。总局决定派我去当奥运村的副部长。总的来说，我们熟悉这份工作，知道怎么做。

作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将在每届奥运会上前往奥运村为运动员服务。从1997年开始，我经历了悉尼、盐湖城、雅典和都灵四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我们每天都和运动员打交道，征求他们的意见。环境比较熟悉。奥运会最大的核心价值是运动员。如何服务好他们，让他们达到最好的效果，就成功了。

当然，如何服务好这些运动员，需要一个团队。毕竟奥运村住着16000人，其中运动员10500人，其他都是教练和官员。2008年1月，我们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涉及十几个相关部门，提供吃住交通，安保，什么都有。相比其他运营团队，奥运村人数最多，加起来有27000多人。当然，我们的服务也是最好的。整个奥运会期间，我们接待了69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状元，没有任何差错，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发言人破例允许记者在奥运村采访。

新京报:除了奥运村部副部长，你还有一个角色是奥运村代言人。当时国外媒体对北京奥运会有一些看法。作为发言人，他们如何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邓亚萍:其实最尖锐的问题是2001年我们申办的时候，当时的问题比较多。7月13日的前一天，每个申办城市都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任何失误都是不可逆的。我是当时发布会的六位成员之一，那种压力至今记忆犹新。

申办时，确实有运动员抵制，但也有很多运动员站出来支持北京，包括瓦尔德内尔。那天的发布会上，一个瑞典记者把问题抛给了我。你如何看待瓦尔德内尔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你买通他了吗？

至于老瓦，我不得不说，他能达到今天这个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天赋，还因为他经常来中国训练。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在无锡随国家队集训。老瓦、佩尔松、盖廷经常来训练，对中国很了解。

当时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瓦尔德内尔一定是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从80年代到现在，我相信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更愿意支持北京。

新京报: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什么关于奥运村的新闻？

邓亚萍:我记得北京奥运会注册记者有24000多人，非注册记者大约有3万人。在奥运会期间，奥运村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国际奥委会有规定，记者不得进入奥运村采访。在这个过程中，你越是神秘，你就越是猜测。当时运营组领导有先见之明，知道媒体有兴趣。让我们找到一种有效传递信息的方法。

我对新闻团队的要求是，新闻就是时间，媒体的应用不是一朝一夕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我一个人开了五场新闻发布会。我们真诚而全面地为您提供各种数据。一旦记者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他就不会猜测了。

残奥会期间，我们亲自邀请媒体朋友来村里参观，这在以前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对所有媒体开放。我亲自带大家去村里看看有什么设施，然后请大家去运动员食堂吃了一顿饭。我们真诚地向全球媒体展示北京奥运村是什么样的，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观众中没有人有时间看奥运会。

新京报:奥运村24小时运营，副部长工作很忙。奥运会期间你去现场看比赛了吗？

邓亚萍:没去过。我完全呆在村子里。这么庞大的团队磨合还需要一段时间。众所周知，运动员村是最早的接待场所。一开，各代表团就纷至沓来。在开幕式之前，我们必须完成205个代表团的升旗仪式。你知道，原则上，国际奥委会不允许在开幕式后升旗。当时一天最多安排11场入村仪式。在此之前，与各代表团逐一沟通确认是非常复杂的。开幕式后，当比赛步入正轨，我们将处于平稳运行的状态。记得开幕式结束后，奥运村的工作人员都崩溃了。你知道当你的神经在长时间紧张后突然放松时，人们有时会生病。

新京报:奥运村部出了一本书《奥运村编年史》之后，这在各个运营团队中是比较少见的。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邓亚萍:奥运会是激情燃烧的时刻。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一生只有一次。我也想给大家留下一些纪念和回忆。每个小组写一些文章，并要求一份副本。书后面全是27000多人的名字。我们什么都给不了你，也给不了，但是留个念想也是可以的，也是一份感谢。

整个奥运会期间，大家都做了很多努力。当时按照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允许去运动员食堂，大家都不知道运动员吃什么喝什么。根据规定，运动员餐厅24小时营业。当时我们提供460种菜品，每周调整一次菜单。记得当时打算每天从全聚德调300只烤鸭，大家都喜欢吃。后来追上600只鸭子都不够。

奥运会前后两个多月，我们是第一个进，最后一个收。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奥运会结束，该分手了。村长决定让大家排队去试试运动员食堂，都要走，留点思想。

新京报:这几天奥运村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占据什么位置？

邓亚萍:在那之前，你是运动员，别人给你搭台。你只需要把你的戏法唱好。但是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后，我发现你要从前台走到后台，在游戏规则下为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条件。当我们自己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奥运会真的不容易，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挖掘。最后我从舞台到舞台都在奥运村上班，一场比赛都没时间看，每个细节都可以做任何服务。

■同一主题的问题和答案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惊了全世界”

新京报:北京奥运会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邓亚萍:毫无疑问是开幕式。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无疑震惊了全世界。我在剑桥的一个好朋友在开幕式后的第二天去了洗衣店。店主看到他的亚洲面孔，问他是否来自中国。得到确认后，我一直跟他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太精彩了。朋友说这是我在英国十几年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开幕式前，我们安排运动员入场。就像流水线一样，我们包了车，告诉代表团坐哪辆车，一辆一辆去鸟巢。之后，我们开始准备去接他们。没时间看开幕式，大家都在工作。那天天气很热，我们都同时担心浴缸会“塌”。我们也做了很多预判和推演工作，所以要知道什么时候是高峰。运动员一从开幕式回来，食堂一定是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吃完饭，赶紧洗洗睡。第二天将有一场比赛。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吃饭、洗澡、休息。

新京报:你有没有和北京奥运会有关的物件？

邓亚萍:福娃，火炬，还有我们的工作服。当时用的很多东西都保留了下来。

“北京奥运会后，许多代表团不想离开”

新京报:你对北京奥运会有什么遗憾吗？

邓亚萍:不后悔。我们真的尽力了，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从反馈来看，也是由衷的赞。北京奥运会后，很多代表团表示不想离开。以前大赛一结束，大家都想赶紧离开，那次没有。

新京报:回顾2008年奥运会，10年来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邓亚萍:从申办失败到申办成功，对我来说是彻底的结束，有输有赢；运动员从台上走到台下，从别人到我们为别人搭台，这是一个彻底的终结。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有始有终，有亮点有隐晦。

“再次举办冬奥会不像第一次那样没有底”

新京报:你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有什么期待？

邓亚萍:我们对冬奥会充满信心，我们在组织这种大型比赛方面已经相当有经验了。此外，我们在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方面有很多经验可循，不像第一次那样感到不确定。

冬奥会有些项目才刚刚开始，大家对这些项目都有一个认知过程。认知层面上，冬奥会不如夏奥受欢迎。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大量的冬奥会知识宣传。但我对举办一届成功的冬奥会毫不怀疑。我们在跑步比赛上的实力和经验都不是(2008年)的时候。观众对一个项目的深入理解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还有将近4年的时间，还有时间。

A14-1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孙

A14-15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实习生陈婉婷